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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觉
中共在其执政能力由于僵化和腐败的一党专制而衰减的时候，不是更愿意寻求政治改革，而是更愿意寻找陈旧的花朵来装饰自己的不良形象。
日前，中共安排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出任中国的科学技术部部长。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十二年，中国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再也没有其它党派的成员。但是，1975年之前的二十六年，中国政府的组成人员中一直有其它党派的成员：不仅有过多位其它党派身份的部长，而且有过一位其它党派身份的副总理，还有过三位其它党派身份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一位其它党派身份的国家副主席。因此，万钢先生出任科技部长，不过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恢复了三十二年前的做法。
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是：其它党派身份的部长是否既有职也有权？在中国政府的每个部里，都设有中共的“党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党组”是每个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和司局长的任免机构。如果部长是中共党员，通常兼任“党组书记”。如果部长不是中共党员，则要在部长之外配备一位“党组书记”，这位“党组书记”是这个部的实际最高负责人。万钢部长是不能参加“党组”会议的。他的部长职务更多的是名义，不是权责。因此，如果其它党派身份的部长要既有职也有权，中共就必须取消一党执政的“党组制”，真正实行部长负责制。中共并不想走得这么远。
问题的更重要的实质是：中共之外的其它党派是不是民主派？以万钢先生担任副主席的中国致公党为例。该党的党章这样定义：“中国致公党是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该党的党章这样自述：“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良传统”。该党的党章这样表白：“中国致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把这种党派称为“民主派”，那是不够严肃的。
在中共之外存在着八个其它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国致公党。中共将它们称为“民主党派”，用意是掩饰自己的一党专制。实际上，这些党派无论在党章中，还是在行动中，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拥护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它们没有任何民主目标，也没有任何民主规则。从政治意义上讲，这些党派不仅不是民主派，而且不是独立政党，只是依附于中共的“统战组织”。从财务意义上讲，这些党派接近于荒唐：它们都领取一党执政的中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以维持办公费用和专职人员的工资。因此，一个亲共党派的副主席出任一个并不重要的部的名义上的部长，不是中国启动民主进程的信号。
八个其它党派亲共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们都成立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它们都支持中共夺取政权。作为“政治回扣”，中共允许它们1949年后继续存在，条件是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必须认可中共无限期不经民选“执政”。这些党派早已失去了现实基础：人民对这些失去时代色彩的“政治文物”不感兴趣，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记不清这些“政治文物”的名称。再以万钢先生担任副主席的中国致公党为例。该党1925年由华侨在美国组建，目前的成员是返回中国的华侨和在中国的华侨家属，现有党员一万八千人。考虑到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如果实行民主选举，这个一万八千人的小小的“华侨党”不大可能有机会产生出一位部长。因此，万钢先生出任科技部长，是一党执政的中共的“赏赐”，目的是点缀中国政府的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构成。
按照中国的法律，部长是政务类公务员。遗憾的是，万钢先生从来没有涉足过政治。他为了获取技术领域的中国的硕士学位和外国的博士学位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当他三十九岁那一年终于成为德国的工学博士后，紧接着又为一家德国的汽车公司从事了十年之久的技术服务。仅仅从六年前开始，他才在一所中国的大学主持技术开发和学校管理。没有情况表明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科技政策具有创造性的认识，也没有情况表明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科技发展具有可操作的意见。万钢先生不仅不会在中国政府内部起任何政治作用，由于他既缺乏政策见识，又缺少行政经验，他在科技部的“工作”注定是象征性的。
中国政府的组成人员的确需要有非中共人士。但是，这种非中共人士应该来自当代中国的真正的民主派，而不是由中共从陈腐的“民主党派”里“册封”一两个徒有其名的部长。这种老旧的“册封”是无法让人民满意的，是无法让国际社会欣慰的。（完）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2007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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