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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中共的「义子继承制」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国家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一共有三种：一是「推举禅让制」--它发生于远不可考的尧舜禹三代圣王统治时期；二是「武力篡夺制」--它发生于二十多次的改朝换代时期（俗称「打天下、坐江山」）；三是「嗣子继承制」--它发生于每个朝代的自我存续期之内（即所谓「承宗庙、继社稷、传子孙」）。大体上，中国的传统制度只承认「打下来的江山」和「祖宗的江山」，乱时武力篡夺，治时血亲相传，而所谓「禅让」，不过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更从未成为垂范后世的政治准则。其中，「武力篡夺制」是天下大乱时的非常体制，不适用于正常社会，「嗣子继承制」才是承平时期的政治常态。「嗣子继承制」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法定继承」--依典章祖制，在诸继承人之间依序排队，通常以嫡长子为优先；二是「指定继承」--无固定的优先顺序，仅依皇帝（或太后、权臣、宦官）的个人心愿，在诸继承人之间择「优」以传「贤」。
辛亥革命以后，传统帝制已然崩塌，民主宪政却并未确立；获取权力与终止权力的旧规则早已失效，新的正式规则却迄今付之阙如。从那时起，令人眼馋心热、心醉神迷，又令人心惊肉跳、魂飞魄散的「接班人问题」便得以持续凸显。中共执政五十八年来，「接班人问题」屡屡演变成「接班人事件」，屡屡引爆全面的政治与社会危机，已经在世人面前出了一大堆的洋相，给中国社会添了一大堆的乱子。诸如刘少奇被打倒、林彪摔死、王洪文坐牢、江青自杀、华国锋被贬、邓小平夺权、胡耀邦受冤屈、赵紫阳遭软禁。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层政治史，也几乎就是一部围绕「接班人问题」的明争暗斗史。可惜，中共总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在权力传承的问题上，至今也没理出个头绪、定出个规矩来，还在继续津津有味地搞黑箱作业、弄阴谋诡计。
中共的困境是：它既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沿袭传统帝制，又不情愿光明正大地采用民主体制，这就注定了它必然要周而复始地陷入「接班人危机」。到目前为止，中共实际实行的仍是古老的「指定继承制」，但这一体制只能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中共并不敢于公开承认、公开运作。这一体制是「嗣子继承制」的一个畸形变种，我们可称之为「义子继承制」。邓小平将中共的「领导核心」按「代」划分，而不是依党章按「届」划分，此即为「义子继承」之明证。但中共的「义子继承制」比规范的「嗣子继承制」要糟糕得多，因为既没有父系血缘作纽带，又没有明文典章作依据，其恶劣后果是：一是「义子」的范围比嗣子大大扩展，谁的马屁拍得好，谁就有可能获得「义子」的候选资格，这就使得宫廷争斗政党化、政党争斗社会化。为了一个「接班人」的权位，经常会让政治人物们变得神神鬼鬼、颠三倒四，搞得全党动荡、全国不安。二是「义父」对「义子」的信任程度、「义子」对「义父」的忠诚程度都比血亲父子要大打折扣，一旦「义父子」相疑，不免要朝秦暮楚、五心不定、各怀鬼胎、暗自较劲，如毛疑刘林，邓疑胡赵，终于导致政局不稳，此事于党于国于民，均害莫大焉。三是「义子继承」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在「义父」那里，无论是选「义子」还是废「义子」，都只能偷偷摸摸地真戏假做，最后还得装模作样地假戏真做--要拿到党代会上去办「民主选举」的正式手续。这套亦真亦假的「程序」既缺正当性，又无合法性，难免会有一些「组织观念不强」的党徒趁机惹事生非。在「义子」那里，无论其正式名份是否确定，他的地位也总是不塌实，即使最终继位成功，也永远只能怀着一副胆战心惊的僭主心肠。由此，他必然会重权位而轻国家、重私利而轻公益。这样的体制还能不糟糕吗？
「指定继承制」能维持下去吗？
中共的「义子继承制」从来就不是一种成功的体制。毛泽东是这一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本人、毛的亲信、毛的几位「接班人」以及整个中共不仅未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相反，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受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政治挫折和命运灾难。毛先后指定的「义子」们几乎无一善终。邓小平之排挤掉毛的传人华国锋而执掌大权，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义子继承制」彻底失败的产物。但邓却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依然照猫画虎搞「指定继承」，结果，又两度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接班人危机」。如今，好不容易从「毛一世」、「邓二世」撑到了「江三世」、「胡四世」，中共的「义子继承制」还能玩得下去吗？
江泽民与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义子」、「义孙」，跨世纪传人。五年前，江胡实现了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程序化和平交接，就有善拍马屁者将其吹捧为「中共的现代禅让制度已经确立」。言下之意，似乎「义子继承」已经成熟稳定，中共已经突破了体制瓶颈，「接班人危机」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此论实在是言之过早。须知，这套体制是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长久维持的。第一，它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政治文化作体制的有力支撑；第二，它需要「义父」有不容挑战的作为指定者的巨大权威；第三，它需要「义子」有被人认可的作为被指定者的雄厚资历和实力。然而，在今天的中国，民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列意识形态大厦早已坍塌，「打天下、坐江山」的古老传统也已经衰微，而自由民主观念已渐成国人的普遍共识。同时，在和平建设时期，江、胡也不可能再拥有毛、邓那样一言九鼎的权威，他们作为现政权之「义父」的资格已不复完整。「义父」之不存，「义子」将焉附？
平庸的江胡时代不过是「义子继承制」最后的回光返照。随着江胡交接的完成，事实上，中共的「义子继承制」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套糟糕的体制所赖以维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套体制要么在僵持中内廷生变，要么在进取中主动革新，而绝不可能继续照原样运作。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也是无法挽回的。虽然那些妄想再当「父皇」、「太子」的人绝不会就此死心，但恐怕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能徒唤奈何了。
中共的接班人危机
关于中共十七大，最热门的话题自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而是胡锦涛的接班人，亦即「立储」问题。因为五年之后，胡锦涛将正式退休，必须有人来接胡的权棒，而那个接班人不可能凭空产生。按「义子继承制」的惯例，如无特殊情况，接班人已经到了确定名份、移居「东宫」的时候了。
对于中共的高层人物而言，十七大之前的日子应该是备受煎熬的。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困局：不仅被指定者难产--「指定谁」无法定案，而且连指定者也难产了--「谁指定」（江？还是胡？）尚且存疑；但是，指定固然难，不指定只怕更难。指定难在眼下，不指定难在今后--围绕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将更加激烈，也更加混乱。毕竟，接交权棒的那一天为时不远，已经可以倒计时了。皇上不急，太监也要急了！
无论如何，在「义子继承制」尚未明确废止、新的传接规则尚未正式诞生之前，中共的「接班人问题」终无可免，「接班人危机」将更加深化。在十八大推出新人之前，这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能最终确定而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被小圈子认可而爆发，或者因为接班人不能进入正常的接班状态而爆发。
而要走出「义子继承制」所导致的接班人困局，中共也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条是近便的小道，悄悄地转向寡头政治：由依血缘、婚姻、派系和利益相连接的中共寡头集团（这一集团已经形成并逐渐巩固）自己指定自己接班，从唯一的「义父」变成一帮子「义父」，从唯一的「义子」变成一群权贵子弟和一群帮派亲信，集体指定，集体接班。另一条是光明的大道，勇敢地迈向民主政治：把党权归还给全体党员，把国家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接班人」的选择程序光明正大地摊在阳光底下，付之于普遍、自由和公正的民主选举。何去何从？历史留给中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争鸣杂志200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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