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毫无悬念的十七大结束了，其结局仍然是九个政治矮人统治中国，只是其中换了四张新面孔而已。“新面孔”其实并不太新--这九个人长得越来越像了，一样的西装，一样的走路的姿势，一样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说这九个人是政治矮人，因为无论在个人魅力、工作能力、胸襟、气魄还是具体的政绩方面，确实都是“小矮人”，确实都日渐平庸化。他们没有毛、邓时代打江山、坐江山、指点江山的豪情与蛮横，自然也没有能力发动像反右、大跃进、文革和八九屠杀那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及军事镇压。他们更没有中共第一代领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迷狂，毛当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共产主义革命向全球推广，这种理想早已灰飞烟灭。以胡温的小媳妇性格，根本不敢悍然对台动武，十七大上对台喊话的方式，又有了相当的柔化。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更倾向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掌握一天权力便多侵吞一笔国家财富而已。他们更像是瞻前顾后、爱财如命的土财主，而不像是铤而走险、亡命赌博的梁山好汉。毛当年是流氓无产者，胡温及政治矮人们则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在个人气质和统治模式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宛如缩小版的勃列日涅夫。中共的统治方式，由毛时代的一人强势的集权统治，到邓时代的八大元老垂帘听政，再到江时代的若干寡头达成平衡，进入胡时代之后则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群庸才共同治国。 中共人事制度彻底腐朽 不用说与毛、刘、周、朱、陈、林、邓等横刀立马的中共第一代草莽英雄相比，即便比起八十年代主政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来，胡温等“九人帮”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小矮人”。当年，赵紫阳和万里等人在担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便已经政绩卓著，不仅在经济领域大力改革，摆脱毛时代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力求有所突破。赵紫阳主政的四川和万里主政的安徽，当时可谓政通人和，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之说。赵紫阳、万里、芮杏文等人，都是在地方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之后，凭藉其突出的才干而被提拔到中枢的。在那个时代，民间的评价标尺与官方的提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换言之，中共的人才选拔制度还有一定的分辨好坏的能力。 以此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四名“新科状元”而论，他们都有过在地方独当一面的经历：习近平曾任职于福建、浙江和上海；李克强曾任职于河南与辽宁；周永康曾任职于四川；贺国强曾任职于福建和重庆。但是，无论在他们所任职的省份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也没有获得过老百姓的什么好评。比如，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河南最严重的艾滋病泛滥的现象并未得到有力的遏制，以他作为省委书记所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在这一人命关天的领域有所作为；如贺国强任职福建期间，各种走私大案层出不穷，贺根本不敢过问，干脆请求内调重庆。但是，就是这批毫无政绩的庸才，却获得了中央的青睐和提升。由此可见，中共的组织和人事制度已经彻底朽坏，完全丧失了识别人才的能力。相反，一套“优败劣胜”的“潜规则”，已经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逐渐形成并凝固下来。 江胡貌合神离的合作 十七大之后的中国，乃是一个江、胡合作的“江湖”。我注意到，海外媒体和学者在报道和论述十七大的时候，其焦点大都集中在江、胡之间的对立，即上海帮与团派的对立上。他们都在研究陈良宇锒铛入狱、黄菊含恨归天之后，胡系力量上升以及江系力量衰退的趋势。而此次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崛起，排名在李克强之前，赫然成为第一号接班人，又有人将这一事实解读为江的阴影犹在，江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隔代指定接班人，使得胡在接班人的安排上遭遇了一场最大的挫败。还有人进一步论述说，这表明江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江的制约，使得胡温无法放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习近平的窜升又成为某种为胡温的“不政改”作辩护的最佳理由。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在十六大前后，江胡确实存在着对立和冲突：江恋栈权力不愿让位，胡韬光养晦十年之后已经急不可耐而不断逼宫。那时，江仍然掌控党、政、军大权，确实存在着不让胡接班的可能性。而在十七大上，江已经不再具有罢黜胡的能力，江只能通过支持胡温以换取对其家族利益的保障，以及胡温对“三个代表”的继承和确认。另一方面，囿于中共党内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胡温也不会让陈良宇案波及到江和江的家人身上，而致使江遭受巨大的羞辱。胡对江的尊重，也是必须做给他本人的接班人看的，他当然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也能受到如此礼遇。所以，十七大的基调乃是江、胡貌合神离式的合作，而绝非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面对全球民主化潮流，面对国内各方面严峻的挑战，江、胡都清楚地意识到：分则两亡，合则两利，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必须共同维持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在十七大闭幕式上，江破天荒地站在一边等待胡，胡则礼让江先走，最后是胡搀扶着江退场。这一幕并非单单是表演给外人看的戏剧，它确实象征着江、胡关系的改善和更新。对于政客来说，没有永?的朋友，也没有永?的敌人，只有永?的利益。此时此刻，江、胡的共同利益达到了最大的交集。因此，十七大没有启动任何政改方案，连十三大上便已经提出的一些思路不愿涉及，并非江对胡的制肘，而是出于胡本人的意愿。胡根本就不是改革派，他对民主宪政没有任何兴趣。五年前，海内外诸多人士便切切期盼“胡温新政”，结果发现这是个一厢情愿的肥皂泡。如今，岂能继续把老江的存在当作胡抱残守缺的理由？江固然不值得尊敬，但胡拒绝政改的黑锅不必推到江的身上。江需要独自接受历史的评说，胡何尝不是如此？ 所谓“太子党”和“团派” 至于习、李二人“双接班制”的出现，也很难说是江的胜利和胡的失败。习近平与江系人马并无特别深厚的关系。其父亲习仲勋是党内名声较好的温和派元老，八十年代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较为密切，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习是惟一为胡耀邦叫屈的元老。九十年代，习仲勋与江的关系比较疏远，习近平也未获江的青睐。习近平在任职福建期间，也未与江系要角、主政福建的贾庆林产生超出工作范畴的裙带关系。陈良宇案发之后，胡温将习从浙江调到上海处理善后事宜，这一决定显然获得了江的认可，但胡温的这一选择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习相当看重和信任。倘若习是江的嫡系，胡温又怎么会让他“空降”上海呢？此次习、李双双出线，表明胡的威望不足以确定单一的接班人，只能在取得党内各种力量的平衡之后，选择一个接班人群体。有些海外异议人士为李克强抱屈。“胡锦涛神话”还在延续，“李克强神话”又开始炮制了。他们对李克强的想像停留在其大学时代，而今日之“李”早已不是昔日之“李”。今日之“李”宛如胡锦涛的年轻十多岁的“克隆版”。至少根据现有的资料，根本得不出李比习更好的结论来，反之亦然。这个群体当中，除了作为“男一号”习近平和作为“男二号”李克强之外，还有位列政治局委员的、作为“第二梯队”的李源潮、王岐山、汪洋、薄熙来等人，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六十岁，有望在下一届更上层楼。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究竟谁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接班人，仍然悬而未决。 而这个群体中的人物，隶属于哪个派系，以及该派系赋予其何种基本特征，也不宜继续戴着原来的有色眼镜观察。比如，如果用“太子党”这个概念来划分，习近平与薄熙来无疑都是太子党，两人的父亲习仲勋与薄一波，在毛时代都曾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要职。但是，此太子党非彼太子党也，两人的人生际遇、性格特征和为官之道都大不相同。习仲勋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被毛泽东清洗，习近平遂沦为社会底层，在困厄中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薄一波是后来随着刘少奇一起垮台的，文革初期薄熙来还是红卫兵激进组织“联动”的骨干，参与了若干打砸抢活动。习仲勋复出之后，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是毛时代的元老当中少有的开明派，这也不能不影响到习近平。而薄一波复出之后，仍然保持了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先后对胡、赵落井下石，通过力挺江泽民换取儿子的仕途，这些作为，在党内外颇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习近平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发表出格言论，不是媒体追捧的人物，为官比较平易近人，施政风格较为温和。薄熙来则颇有明星作派，无论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是在商务部部长任上，一贯喜欢作惊人之语，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政策。习、薄二人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惟一的相似之处，大概是都拥有作为名人的夫人：习的妻子彭丽媛是具有少将军衔的军队歌星，近年来锋芒稍稍被宋祖英盖过；薄的妻子谷开来也是高干子女，是著名律师。总体而言，习、薄二人虽然都是“太子党”，但他们的差异远远大于相似之处。故“太子党”这个概念不足以准确区隔和描述他们两人。又如，升任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便兼有“太子党”和“团派”的双重身份，他会站在哪一边呢？所以，“太子党”和“团派”只是两个模糊的标签，不能过度依赖它们来透视中共的内部分歧。 共同维护一党独裁“超稳定结构” 性格鲜明、老谋深算的曾庆红退休之后，胡锦涛在政治局内部的“核心”地位更加明确和巩固。但是，无论胡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具备毛、邓那样的权威。今后，由九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和由二十五个政治矮人组成的政治局，将在更多的事务上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放逐“鹤立鸡群”者，杜绝出现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以集体决策、共同负责的方式，维持一党独裁的“超稳定结构”。但是，这种低效率的统治机制，将越来越难以应付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动与冲突。中共的统治地位，有可能始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巨人，而终于以胡锦涛为首的九个鼠目寸光的政治矮人。 二○○七年十一月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