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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00名波兰人被苏联屠杀于卡廷森林,其中包括15000名军官和近11000名平民。这桩悬案随着苏东剧变,早已大白于天下。 这本来不是新闻,在数目字上,与一个半世纪来因为某种理想而非常死亡的一亿多人比,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斯大林不是说了嘛,死一个人是一出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数字,何况一亿多人。这个抽象的数字即便对于最伟大的慈善家,也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意义。 老实说,看完记实风格的波兰电影《卡廷森林惨案》后,内心里的麻木依然坚硬地存在着,因为显然,20世纪还有更惊心动魄的悲剧,或者说还有更多类似的数目字,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存在于秘密档案中――如果还没有被销毁的话。 虽然本国人一直以“以史为鉴”、“前事不忘”一类的信条要求于邻邦,但对自己的历史一直抱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式的洒脱逻辑,这不是一个鲁迅斥之以“健忘”就可以刺醒的民族。 所以,与我们无关的卡廷那两万五千条异族亡灵,更加是“能过去就过去吧”。但是,当俄国人和波兰人已经走出卡廷的历史阴影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走出来了呢? 电影《卡廷森林惨案》的后半部分,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犬儒时代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当纳粹准备把苏联人的暴行用于政治宣传的时候,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之一、波军统帅的遗孀勇敢地拒绝与德国人合作,她被纳粹从家人的身边带走了,但纳粹所做的,仅仅是让他观看卡廷的记录片。纳粹能够处理这位将军夫人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具有内生的矛盾:如果消灭一个肉体,将创造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 这是纳粹枪炮主义的死穴,即他给予那些拥有荣誉感的人以生命换取尊严的机会。而这个世界上,慷慨赴死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所以,不论是德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与他们的杀戮相伴生的,总是层出不穷的英雄,有道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但当人以生命换取的不是尊严,而是屈辱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成为绝士?历史证明,这个时候英雄会很少,犬儒会很多。 起初,英雄或许是存在的。比如电影里那位可敬的女孩安妮斯卡,将哥哥死于卡廷森林的真相公然勇敢地刻在墓碑上。当人民政权的代表要求她屈服时,这位参加过华沙起义的女孩说道:“德国人用了五年时间没有做到,难道你们能够五分钟就做到吗?”事实证明,甚至不用5分钟,这位女孩立即被投入了黑狱,而且,对这位视新生政权如老纳粹的先知而言,悲剧还不只于此:她不可能象面对德国人那样,成为一个昂首就义的英雄,她一定会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屈辱标志;她更不可能以自己的死唤起身后千百个人站起来,因为她默默无闻地被辗碎,她的失踪或许在头几个星期里成为人们低声猜测的话题,而几个月以后,她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地消失。你以为牺牲自由与生命换来的是荣誉吗?不,你只是迅速被人遗忘的人民的敌人,一个面在黑牢里逐渐精神失常的编号。 相比之下,天真的高中生“野牛”的死算是比较接近英雄的,虽然他必然也会成为“人民公敌”,但起码他掏出了手枪,起码象个战士。但他私藏一把手枪这事说明,他同样以为面对的是老纳粹一样的武装军人,但没那么简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这个机构里面甚至不乏有他的同志,他的手枪将指向谁呢? 比如,他面对着女孩安妮斯卡的姐姐。这位姐姐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学老师,是新政府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面对野牛倔强地拒绝修改“父亲被苏联人杀死在卡廷森林”履历表,她勇敢地宣布要将这位有正义感的学生收归门下,但她必须帮着官方窜改历史:私下将野牛的履历表修改得吻合官方的要求。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她的行为无疑是在与邪恶进行抗争,但这样一个勇敢之举的前提竟然是必须首先与她所抗争的对象合作。如果你拒绝这一点点合谋,你甚至连进一步反抗的机会都不会有,就如暴尸街头的野牛,就如消失在幽深的黑狱中的安妮斯卡。 这便是新政权的全部奥秘。你要反对,首先要顺从;你要抗争,首先要合谋。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象这位大学老师一样,在自己的尺度内理性地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妥协,换取最大的抗争。然而,统治者比所有的反对者加起来都要聪明得多,他们将每一个小小的妥协粘合成精巧的国家机器,再利用这部机器把所有的抗争切割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地投进幽深的黑牢里或击毙在大街上。 对于这一点,老将军的遗孀看得最透,她对幸免于卡廷惨案的前波军少校,如今已是人民军队上校的杰尔茨说:“你们或许想的不同,但做的没什么两样。” 这句话要了杰尔茨上校的命。作为体制中的精英,他和那位大学老师一样,深知野牛和安妮斯卡女孩式的面对面的抗争毫无胜算的机会,他或许本来想做一个体制内的良心保有者,但老将军遗孀的话揭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想成为犬儒,以生命来抗争不可能有胜算,甚至算不上舍生取“义”,所以他绝望地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纳粹和日寇的枪炮可以在肉体上消灭反抗者,但无法消灭正义,只要有正义的召唤,从来都不缺乏舍生取义的死士。因此,比枪炮更高明的暴力,是消灭正义、消灭荣誉,野牛和安妮斯卡不是英雄,是人民的公敌,他们失踪了;杰尔茨也不是英雄,是个酗酒的军官,他自杀了;安妮斯卡的姐姐,那位可敬的大学老师,成为正义者的唯一可能选择的存在方式,但他们不得不首先成为共谋者。 我们不能责怪安妮斯卡的姐姐们,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一个公民力所能及的一切,何况,什么样的英雄会愿意以生命换取屈辱呢? 犬儒时代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