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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00名波兰人被苏联屠杀于卡廷森林，其中包括15000名军官和近11000名平民。这桩悬案随着苏东剧变，早已大白于天下。
这本来不是新闻，在数目字上，与一个半世纪来因为某种理想而非常死亡的一亿多人比，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斯大林不是说了嘛，死一个人是一出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数字，何况一亿多人。这个抽象的数字即便对于最伟大的慈善家，也不再有悲天悯人的意义。
老实说，看完记实风格的波兰电影《卡廷森林惨案》后，内心里的麻木依然坚硬地存在着，因为显然，20世纪还有更惊心动魄的悲剧，或者说还有更多类似的数目字，是以方块字的形式存在于秘密档案中――如果还没有被销毁的话。
虽然本国人一直以“以史为鉴”、“前事不忘”一类的信条要求于邻邦，但对自己的历史一直抱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式的洒脱逻辑，这不是一个鲁迅斥之以“健忘”就可以刺醒的民族。
所以，与我们无关的卡廷那两万五千条异族亡灵，更加是“能过去就过去吧”。但是，当俄国人和波兰人已经走出卡廷的历史阴影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走出来了呢？
电影《卡廷森林惨案》的后半部分，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犬儒时代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当纳粹准备把苏联人的暴行用于政治宣传的时候，卡廷惨案的受害者之一、波军统帅的遗孀勇敢地拒绝与德国人合作，她被纳粹从家人的身边带走了，但纳粹所做的，仅仅是让他观看卡廷的记录片。纳粹能够处理这位将军夫人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具有内生的矛盾：如果消灭一个肉体，将创造出一个反法西斯英雄。
这是纳粹枪炮主义的死穴，即他给予那些拥有荣誉感的人以生命换取尊严的机会。而这个世界上，慷慨赴死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所以，不论是德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与他们的杀戮相伴生的，总是层出不穷的英雄，有道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但当人以生命换取的不是尊严，而是屈辱的话，还有多少人愿意成为绝士？历史证明，这个时候英雄会很少，犬儒会很多。
起初，英雄或许是存在的。比如电影里那位可敬的女孩安妮斯卡，将哥哥死于卡廷森林的真相公然勇敢地刻在墓碑上。当人民政权的代表要求她屈服时，这位参加过华沙起义的女孩说道：“德国人用了五年时间没有做到，难道你们能够五分钟就做到吗？”事实证明，甚至不用5分钟，这位女孩立即被投入了黑狱，而且，对这位视新生政权如老纳粹的先知而言，悲剧还不只于此：她不可能象面对德国人那样，成为一个昂首就义的英雄，她一定会被戴上“人民公敌”的屈辱标志；她更不可能以自己的死唤起身后千百个人站起来，因为她默默无闻地被辗碎，她的失踪或许在头几个星期里成为人们低声猜测的话题，而几个月以后，她就会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地消失。你以为牺牲自由与生命换来的是荣誉吗？不，你只是迅速被人遗忘的人民的敌人，一个面在黑牢里逐渐精神失常的编号。
相比之下，天真的高中生“野牛”的死算是比较接近英雄的，虽然他必然也会成为“人民公敌”，但起码他掏出了手枪，起码象个战士。但他私藏一把手枪这事说明，他同样以为面对的是老纳粹一样的武装军人，但没那么简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这个机构里面甚至不乏有他的同志，他的手枪将指向谁呢？
比如，他面对着女孩安妮斯卡的姐姐。这位姐姐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大学老师，是新政府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面对野牛倔强地拒绝修改“父亲被苏联人杀死在卡廷森林”履历表，她勇敢地宣布要将这位有正义感的学生收归门下，但她必须帮着官方窜改历史：私下将野牛的履历表修改得吻合官方的要求。她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她的行为无疑是在与邪恶进行抗争，但这样一个勇敢之举的前提竟然是必须首先与她所抗争的对象合作。如果你拒绝这一点点合谋，你甚至连进一步反抗的机会都不会有，就如暴尸街头的野牛，就如消失在幽深的黑狱中的安妮斯卡。
这便是新政权的全部奥秘。你要反对，首先要顺从；你要抗争，首先要合谋。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象这位大学老师一样，在自己的尺度内理性地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妥协，换取最大的抗争。然而，统治者比所有的反对者加起来都要聪明得多，他们将每一个小小的妥协粘合成精巧的国家机器，再利用这部机器把所有的抗争切割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些碎片一个一个地投进幽深的黑牢里或击毙在大街上。
对于这一点，老将军的遗孀看得最透，她对幸免于卡廷惨案的前波军少校，如今已是人民军队上校的杰尔茨说：“你们或许想的不同，但做的没什么两样。”
这句话要了杰尔茨上校的命。作为体制中的精英，他和那位大学老师一样，深知野牛和安妮斯卡女孩式的面对面的抗争毫无胜算的机会，他或许本来想做一个体制内的良心保有者，但老将军遗孀的话揭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不想成为犬儒，以生命来抗争不可能有胜算，甚至算不上舍生取“义”，所以他绝望地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纳粹和日寇的枪炮可以在肉体上消灭反抗者，但无法消灭正义，只要有正义的召唤，从来都不缺乏舍生取义的死士。因此，比枪炮更高明的暴力，是消灭正义、消灭荣誉，野牛和安妮斯卡不是英雄，是人民的公敌，他们失踪了；杰尔茨也不是英雄，是个酗酒的军官，他自杀了；安妮斯卡的姐姐，那位可敬的大学老师，成为正义者的唯一可能选择的存在方式，但他们不得不首先成为共谋者。
我们不能责怪安妮斯卡的姐姐们，他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一个公民力所能及的一切，何况，什么样的英雄会愿意以生命换取屈辱呢？
犬儒时代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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