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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
因美国经济衰退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出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美国的农业政策在因应全球粮荒之时，做出了重要的保护措施：为对付石油涨价，在未来几年，美国将有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乙醇燃料生产。这个比例较目前提高两倍之多，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预期已经十分明显。
中国偏重小麦、玉米、水稻的生产，对油料一直持忽视态度，致使在全球大豆价格上扬之际，国内2007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了五百万亩以上。同时主产区东北三省遭受了五十年不遇的旱情，大豆严重减产，导致国内食用豆油价格上涨了30%之多，为本来通胀严重的经济局势再添危卵。
全球粮荒还将持续
2007年，全世界小麦主产国除美国与中国之外，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均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导致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全球综合粮价上涨了40%，高于石油价格的涨幅。在此情形下，美国农业部公布的预期数据表明2007至2008年度的小麦库存量将降到六十年来的最低点，不足3亿蒲式耳（2.42亿）。
中国虽未遭受灾害影响，但由于国内粮食消费结构难以调整，在2008年也将改变粮食净出口的状况，一转为粮食纯进口。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已经引起了全球豆价的上涨，颇受国际社会关注。随着“大豆问题”为全世界所忧心，中国的粮食体制进而农地制度也成为国际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
全球粮荒必然会对国际格局、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在马来西亚，未经政府许可出口面粉被列为犯罪行为，再比如中国所需大豆的主要出口国阿根廷连续上调大豆出口关税：2007年11月底上调了7.5%（达到35%），至2008年3月中旬又上调11%（达到46%）。阿根廷经济部长已宣布，大豆出口关税追随国际豆价变动的政策将执行四年。
农地非资本化是中国农业的死结
全球粮荒的持续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中国粮荒，但是却无助于改善中国的高通胀状况。为了给中国农业体制一个战略性出口，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急切地盼当局改革农地制度。国内者如著名学者周其仁，公开表示“变革农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解决农地流转问题”；国外者如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建议大陆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开兼并，因为“土地兼并会缓慢而自发地进行，从而使比较没有效率的农民出售自己的土地后流向城市定居”。
无论周其仁还是文贯中，所力主解决的是农地非资本化问题，而私有化即农地资本化之后不只是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同时还会在另四个方向上促进农村社会的变化：其一，农地资本化后，通过比较利益出让土地得到的收益转化为农业集约化投资，如大幅度改善农田水利建设——大水漫灌式管道浇地变成喷灌、滴灌后，会节约大量的水资源。其二，农用住宅占地面积会主动地大幅度缩小，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方，由于没牲畜占地，更适于建设“村庄里的都市”，使自然规模庞大的村落就地转化为农村小城镇。其三，多地地区的闲散地充分改造利用，发展为集约化果蔬生产小区。其四，农地资本化必然带来证券化，证券化必然带来全国农业人口的经济性流，如皖浙地区农民可用现金资产购买华北多地区的股权，而后迁徙定居、进行有效经营。并且“资本化——证券化”过程还会带来地区间的农业技术交流，促进农业新品种的开发。
中国目前多地区如冀东平原，由于资本投入太低，不仅水利条件受限（复制指数低），而且土地综合利用程度也十分低，据一些个案观察：如果资本投入充足，多地区提高粮产量25%至30%是不成问题的。
中共与农民的利益有冲突
就目前状况看，中共局限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无法解决土地非资本化问题。虽然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结束、会见中外记者时引王安石：“三不足”论，但要突破“宪法与现实的阴影区”，何其难也？！大陆宪法规定农地不属于国家，是集体所有；而现实中，农村集体资产已经全部私有化（如“分队”初期的农具、牲畜作价给农户），只有土地还是以“承包”方式发给农民，形成一个准私有状况。农村土地一旦私有化，中共最基层政权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存在基础，真正的农村自治就会出现。“党从农村退出”，谁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来增进农村福利，固然是可取之策，但若使农地“资本化——证券化”流程出现，市场效应代替政府补贴的结果就会出现。如此，不仅“18亿亩耕地红线”不再是问题，而且土地的农业利用率将会大大提高。初步估计，全国可调整出不少于两亿亩的耕地。其主要来源是：（一）农村小城镇化出现的住宅集中节省出来的土地；（二）闲散地块的集约利用提供的替代“农地转工”的效率。
就目前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阻力来看，并不是广大农民，而是农村中党权与家族势力结合的那部分掌权分子。因为只要土地仍在集体名下，他们就有替代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裁决的权力。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提法，不仅有周其仁、文贯中这样的纯学者来力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有学者型官员通过实证研究，试图诱导当局作为，如农业部的资深学者丁力先生、中央农业政策顾问杜润生先生，均有所论述。但本质问题是共产党的政治利益与农民的经济利益有冲突，而没有人敢跨过农地私有化这道坎儿。
警惕第二次大饥荒
在全球粮荒效应持续传播的情况下，并且“汽车与人争粮食”的状况因石油价格（与产出极限）而无法改变，中国的粮荒隐忧也浮上水面。除非国家在短时间内压缩粮食消耗产业，如限制酿酒而保证饲料用粮，但是如此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做到，正如现在不能全面取消烟草种植而改为粮食生产一样。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末到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大饥荒是“人祸为主，天灾为次”，而今天则面临着一个与历史相近选择，尽管第二次大饥荒尚未临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国不实现农地资本化政策，由国家权力导致的大饥荒还会出现，不同的只可能是结构与形式。
（原载《争鸣》杂志200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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