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


　　“5·12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迅速开始组织救助，成为抗震救灾的主要力量。为了尽早进入交通阻断的汶川县，解放军甚至动用了空降部队，在原本不适合进行空降的山区进行空降，据凤凰卫视的报道，空降中有官兵牺牲。国难当头，军人不畏生死，令人倍感敬意。但笔者还是要说，在整个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们更期待看到公民的身影。

　　自然灾害最能考验一个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一个社会迅速地自我组织，有序地展开自救和自我管理，这需要强烈的公民意识。从前方的记者报道来看，灾民的自救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展开，但这些救助行为多数还是自发的个体行为，缺少一定的组织性。而面对地震这样的严重自然灾害，第一时间组织抢救，往往是决定救助成果的关键。另外，在地震中，灾民要么失去家园，流离失所，要么畏惧余震，露宿街头。这个时候，社会治安的维护也显得异常重要。每到大灾，总有不法分子趁机偷盗抢劫，而警察或因为自身受灾无力维护秩序，或因为抢救灾民而无暇顾及。这个时候，维护秩序同样需要公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

　　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亲历日本阪神地震的中国留学生。那次地震是日本战后经历的最大一次地震，建筑物损坏严重，人员死伤超过3万，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幸运的是，这位留学生在地震中没有受伤。他在文章中写到，当时在地震中，日本的国民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面对灾难时的镇静和自我组织能力。一天夜里，这位留学生外出，不小心进入了一片废墟外面拉的塑料绳，立即，在远处有一位陌生人提醒，他进入了别人的领地，虽然眼前的家园已经变成废墟，但这仍然是某个人的家。而这位陌生人，并不是房屋的主人，而是灾后自发组织起来的国民秩序维护队。相较而言，我们每到大灾常常会伴随着社会秩序的短暂失序，熟悉唐山大地震历史的读者，应该对这个结论不感意外。而这和民众面对政府的短暂权力真空，无力自己组织维护秩序有很大关系。解放军在救灾过程中先行进入，除了救灾以外，另一个使命就是恢复秩序。这一次，首批进入汶川的军队也不例外。

　　对于救助方来说，除了政府和军方的全力救助之外，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民间救助途径同样值得期待。几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一次地震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并不是政府的救援队，而是附近的慈济会成员。早一点赶到现场，就会多一分救助的希望，而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同心协力，对灾难的救助也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在这次救灾过程中，我们看到政府部门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当然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政府部门的力量尽管强大，毕竟仍有遗漏，而救灾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因此，民间自我组织的救助同样应该鼓励，而他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本身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性，政府部门应该为这些自发的民间力量提供必要的方便。毕竟国难当头，只要能为抗灾作贡献，都应该一视同仁。

　　客观地说，无论是公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还是救助方的民间救助力量，都很难在灾难中自发形成，这需要国民在平常的生活里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经验，而这，仰赖公民社会的组织架构。在一个公民社会中，公民最大限度内通过自治来完成社会的运行，政府只在公共决策领域和有限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个含义。这样的社会组织的好处是：一旦政府的管理短暂失效，其他社会组织就会自动递补，整个社会不至于一下子陷入失序之中。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政府发挥的功能特别巨大，那一旦政府失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今天的抗灾政府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仍然渴望民众能通过灾难自我成长。面对正常的生活，他们能够循序自治，在政府权力未及延伸的领域，完成自我管理。面对自然灾害，他们能在社会层面迅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恢复秩序，展开自救。这或许是灾难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吧！


　　□王志安（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