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滨滨（北京）

编者按：在十一降临的国庆前夕，向读者推荐此文，可见共和国权力斗争的黑幕之一斑。共和国元勋高岗的冤案，虽然有家人和学者在不断呼吁平反，但是如今的中南海恐怕已经未必有这种“能力”了。说到底，中共建政本身就是一次历史大倒退，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里看，高岗等冤狱的受害者手上也有无数人民的鲜血，这笔帐又要怎么算呢?那些无辜的人民有找谁去平反呢？……抑或这就是报应？！

2007年6月26日“作家文摘”报转载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以下简称赫氏回忆）中的一段，并为该段起名为“斯大林为何要‘出卖’高岗”。该回忆录谈到“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事实上此人只是苏联驻中长铁路的代表，名叫柯瓦廖夫。——引者注），此人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只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因此拿到我国驻东北代表寄来的附有他与高岗谈话纪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

据我们所知，赫氏回忆里谈到的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这件事并不存在，纯属无中生有。

柯瓦廖夫凭空杜撰的前因后果

事实是这样的，1947年—1948年林彪和罗荣桓在前方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东北民主联军（后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更名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工作。在此期间苏联驻中长铁路的代表柯瓦廖夫由于工作的需要曾几次拜访在哈尔滨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的高岗接见了他。高岗每次接见柯瓦廖夫均有如下人在场：高岗的机要秘书安志文和刘家栋，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和副部长陈龙，东北铁道部部长余光生等。此外，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有时也在场。这些当年在场的所有的人后来都众口一词地表示，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谈论我国领导人。此事，有关方面已调查了多次，结果都是如此。所以说，柯瓦廖夫在斯大林的信中所谈到的高岗向他提供情报反映中国领导的对苏态度一事完全是凭空杜撰；所以说，后来由柯瓦廖夫这封信所引起的一系列猜疑、联想、发挥、批判都是不能成立的。

说到这里也许人们要问，柯瓦廖夫当年为何要编造这个谣言呢？原来在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促使柯瓦廖夫编造了这个在中苏两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流传了近六十年的弥天大谎。

当时的当事人之一师哲同志回忆说：“同我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的柯瓦廖夫和费德林也常来看望毛泽东。有一次他们来了，我不在，毛泽东向他们发了顿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我返回时，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刚要离去，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脸色不好。他们走后，毛泽东情绪很好，把他骂柯瓦廖夫的事如此这般给我说了一遍，并说他的目的是让他们去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这又是中、西方的差异。毛泽东按中国人的想法：对待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其上级的态度；对仆人的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因而下级往往把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反映给上级，求得同情；仆人将受的气禀告主人，求得庇护。但是苏联人并非如此，他们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甚至斥责、处罚。所以柯瓦廖夫根本就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受了毛泽东的训斥。毛泽东的目的达不到。

但是柯瓦廖夫仍然有气，他要设法出这口气。于是他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把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一知半解，加上有意的歪曲、捏造，说了许多坏话。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往政治里钻，他要钻到政治里，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斯大林还声明：‘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但谁也没看，我只略看了几行。全是无稽之谈。”（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第87页—第88页，人民出版社）

以上就是说高岗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那份报告（信）的来龙去脉。从师哲同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这封信是他在苏联自己写的，而不是高岗让他写的，更不是高岗写好后让他转交斯大林的。第二、斯大林不赞成这封信的内容，以致后来不再让柯瓦廖夫到中国来工作，而改派阿尔希波夫来华。”（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第三、柯瓦廖夫的这封信是他在受了毛泽东的气之后为了出气带着情绪写的。信中充满了怒气，一知半解、歪曲和捏造。对于这样一封信，斯大林的态度是不赞成，毛泽东的态度是不加理睬。（参阅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第88页，人民出版社。）

但是，汪东兴同志回忆说：“1949年12月28日

深夜，毛主席对我说：‘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

主席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告洋状吗？’我说：‘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主席点头同意。”（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看来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柯瓦廖夫的诬告信信以为真。可是随后这段时间，即1949-1953年，高岗在中国政界始终处于上升的状态，这种形势又表明毛泽东主席后来还是相信了有关方面对柯瓦廖夫信件的查无实据的调查结果。不过，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正象本文前面所说的，柯瓦廖夫信里所说的事情本身是虚构的，所以在这个虚构的故事的基础上所引发的一切猜疑、评论、联想、发挥、批判都是无意义的。

赫鲁晓夫续写故事新编

对于柯瓦廖夫的这封信，赫鲁晓夫的态度是欣喜若狂。这一切还要从赫鲁晓夫的下台说起。1964年，在中共中央“九评”和原子弹爆炸的凯歌声中，赫鲁晓夫下台了！“退休”在家的赫鲁晓夫开始写回忆录。在该书中他一如既往地把矛头对准了他的两大仇敌：斯大林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柯瓦廖夫多年前杜撰的那个故事被赫鲁晓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捡了出来，当作既打击斯大林又打击中共中央的武器，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柯瓦廖夫的故事是瞎编的，编造的故事打击不了任何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奇文：“有一次我们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作家文摘2007年6月26日 第16版）

赫氏回忆里的这个故事带有典型的苏联制造的痕迹，应该在这个故事上贴一个标签：MADE IN SOVIET UNION。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不可能那样说话，更何况当时参加对外联欢会的年轻人都经过政治挑选，他（她）们不可能在对外联欢会上喝醉酒并且无端地造谣诽谤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在联欢会上喝醉了、发酒疯、胡说八道的是哪国人，大家心里都明白。

综上所述，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谈到柯瓦廖夫向斯大林写信，反映高岗向他提供情报，这纯属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说当年所有在场的中国人证明无此事，就是稍微能理智思维的人都会想一想，以高岗的身分和经历他可能做这种事吗?！

LYR的的节外生枝

有一个 李 先生（LYR）揭发说高岗1953年在火车上与捷沃西安会谈时曾向他提供情报反映我国中央领导内部情况。1953年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经中央研究决定派高岗会见他并陪他去鞍山。高岗与捷沃西安的所有谈话均在一间会客兼餐厅的车厢里举行。我方在场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当时的国家计委秘书长马洪、高岗的秘书赵家梁，高岗的卫士长白俊杰。

后来，有关方面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曾多次向他们调查，除了 李 先生（LYR）外的其他人始终坚持事实：没有听见高岗向捷沃西安提供情报，没有听见高岗向捷沃西安谈论我国领导人。例如赵家梁同志回忆说：“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有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高岗当年与捷沃西安的谈话不是象我们现在两人在咖啡馆见面海阔天空一通神聊。作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每一次接见外国人事先都要由秘书准备好谈话内容报请中央批准后才能举行会谈。会谈时也不是高岗一人在场而是中方数人陪同。更何况高岗当时已经开始挨批，他接见外国人时愈加格外谨慎。据他的秘书赵家梁回忆，高岗当时完全按照由秘书事先准备好并经中央批准的内容谈的，没有半句现场发挥，哪里会出现高岗在会谈时向捷沃西安谈我中央内部情况这种奇闻怪事！总之，当有关方面调查时，除了 李 先生（LYR）之外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没有听见过 李 先生（LYR）揭发的那段谈话。那么这位 李 先生（LYR）的揭发到底从何而来呢？为什么这位 李 先生（LYR）听见了当时在场的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听见的内容呢？高岗的秘书苏丹同志曾为此当面质问这位 李 先生（LYR），据说这位 李 先生（LYR）面红耳赤，无言以对。顺便说一句，这位 李 先生（LYR）及其父亲曾经长期向苏军提供情报，看来他把他们家族的行为方式强加到高岗身上了！

由于所有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所以在后来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这些文件分别是：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定高岗里通外国的铁案

但是，在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时突然把高岗和里通外国联系起来。他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调查此事的人和被调查的人）都极其愕然。他们心里清楚，所谓高岗里通外国，多次调查结果都是查无实据。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调查的结果。既然毛泽东主席不顾调查结果坚持把高岗定为里通外国，那当初何必要让他们调查呢？私下里虽然这样议论，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说话。

由于毛泽东主席定了调，高岗“里通外国”的说法就在我国扎了根。几十年来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种种谣言一直不断，但是没有一件是真的。除了上面所谈的两件之外，流传较广的还有几件。

高岗去世三十七年后，即1991年，柯瓦廖夫又跳出来继续造谣。他说：“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十六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38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可是，当年刘少奇高岗访苏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同志回忆说：“柯瓦廖夫根本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师哲还特地谈道：高岗“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刊登在人物杂志1993年第2期）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从来没有参加过斯大林刘少奇高岗会谈的柯瓦廖夫编造了那次会谈的内容，而参加了那次会谈的师哲同志揭露批驳柯瓦廖夫对那次会谈的所谓回忆“这是柯瓦廖夫凭自己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人物杂志1993年第2期）。

柯瓦廖夫不光给高岗造谣他也诬陷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在1949年7月27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38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师哲反驳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人物杂志1993年第2期）。看来，柯瓦廖夫无中生有的造谣技能实在是出类拔萃。

图为高岗夫人李力群

师哲、赵家梁为高岗辩诬

高岗几次去苏联都是党中央派遣的，每一次都是由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担任翻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力群同志曾去木樨地22号楼拜访师哲同志，问他，“很多报纸和杂志都刊文说，高岗在同斯大林会谈时谈到把我国东北归属苏联，作为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有这事吗？”师哲同志哈哈大笑，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后来师哲同志曾在多种场合以口头和书面不同形式反驳此谣言。例如师哲同志在同李海文同志的谈话中，例如师哲同志在几本书中（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第102页，人民出版社；〈〈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349页，人民出版社）均对此谣言反驳：“据我所知，此说无根据”。高岗每次去苏联除了翻译师哲同志之外,还有别的同志同行,例如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但是所有这些人同样是没有一个人听见过高岗向斯大林谈论把我国东北归属苏联,作为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

对于那封柯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在这封信里首次出现了高岗在1949年毛泽东访苏之前曾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反映中国中央领导的反苏情绪这个谣言——引者注）师哲同志斥之为：“全是无稽之谈。”（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第88页，人民出版社）

即使在1962年师哲同志蒙冤挨整期间，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AZW）要求他回忆高岗、习仲勋都干了哪些坏事，师哲又同他们二人一起干了哪些坏事，师哲同志感到十分为难，“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第485页，人民出版社）

高岗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对于扣给高岗的“里通外国”的帽子如是说：“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1954年——引者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后来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苏联或斯大林送情报，反映中国共产党内的矛盾和反苏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所谓‘与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纯属捕风捉影。

那是在1947年或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加的估计’等材料。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苏联情报组提供失实情报由来已久

关于给苏联送情报的问题，更是无稽之谈。

1945年至1946年间，北满解放不久，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二三十个情报组织，其中极大部分成员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前面提到的李先生LYR和他的父亲就属于该情报组织——本文作者注）这些情报组织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情报，其中就有一些是说，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这类完全失实的情报。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电报。当时中共的东北领导人，包括高岗在内，就曾正式向苏联指出过这种不当的情况。1946年至1947年间，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林彪、高岗、陈云三人当即责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们东北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与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由于个别苏联军人强奸妇女和苏军撤退时将大量东北的工业设备拆运回国，的确曾引起一些群众和干部的不满甚至愤怒，这无可非议。苏联情报人员把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歪曲夸大为‘反苏情绪’，并嫁祸于东北局的一些负责人，是完全错误，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一方面向苏方严正交涉，使他们处决了犯罪分子，以平民愤；同时批评苏联的情报不实；另一方面教育干部群众从大局出发，看到苏联出兵东北的伟大历史作用，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也严肃批评了个别干部的不当言行。今天看来，东北局的处置仍是正确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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