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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民主自然不完善，但如何对待之？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评判、改善它？还是借专制和极权去批判、打到它？
毛死了三十二年。本来，他应该盖棺论定，和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去见上帝的，可是毛不死不活，到现在为止还是阴魂不散，继续成为人们膜拜祈祷的神和魔。
坊间为文甚多，都提出暴君何以不死论！大家义愤填膺，企望有一天毛从中轴线和城楼上撤离，起码要像移动斯大林一样被逐出显要之地。但是，何以毛会死而不僵，却少有深析。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他的左倾理想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内涵不被提及，从而继续可以忽悠国人和国际人们的脑袋。于是毛热不单在中国盛行，一些外国人也大肆吹毛，坚持其所谓西方左翼论。这个势头从40年代美国人吹捧延安开始，到五十年代罗素，萨特，密特朗，甚至蒙格马利到北京朝见毛，斯为之盛；以后，又有戴高乐与之建交，美国与之建交，其国际影响和国内威权势头，一直不减。那时，他的周围不单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爱波斯坦，更有斯诺，有希尔。
在费正清等人的书里，毛也是被吹捧成为一枚民族英雄，说他使得中国人站起来了。
到了文革时期，一些人民文革派的最后理论根据，也是把毛民主，大民主，说成是一种试错和伟大实践，原因是该独夫做出了打击官僚的壮举——他们认为，毛过去代表革命，文革时期也代表革命——这个革命，就是文革中被毛煽动起来的反党派和造反派，搞打砸抢运动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样一来，毛究竟是不是革命者和继续革命者，成为一直不决的疑问。大而言之，国际间毛派的武装运动虽然日渐势微，却也可以得一时之逞，尼泊尔毛派居然就颠覆了国王政权。固然，这是一个偶然，但是其间说明的问题却是，毛派革命论至今尚在——尤其是在批判的武器中有其一席之地。这个武器的运用并不会因为武器的陈旧和武器的批判而被搁置和放弃。其中，国内关于三十年改革成败的争执，成为毛派死灰复燃的一种契机。
简而言之，毛在政治上行打天下和极权镇压时期与是后来邓坐天下带来的体制贪墨——成为邓，毛冲突的根源。其中，毛本人的极端腐败和他的所谓理想主义并行，互相遮盖，互相掩饰，成为问题最为难解的关键。我们说，毛极权统治的有效专政和有效宣传，恰好成为人们诟病邓式改革的藉口，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毛统治时期，其镇国法宝，当然就是举国封锁，全民洗脑，大喝狼奶（大人孩子盖莫例外）——即便是因其罪恶政策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也没有动摇政权的根基——而改革行三十年之实，却不能根除毛主义影响，原因就是改革之坐天下，实在是毛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搞不好就要出现法西斯主义"，等等。因而，中国的百姓，因为不可能阅读李志绥和张戎而继续抱有对毛主义的幻想和无知，却对于毛的种种言说的似是而非感到兴趣莫名，更加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邓式改革,去掉了温情脉脉的毛氏理想面纱，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使得中国人向回看的势头超过了向前看和相信未来。这里的最大悖论，就是左派批判的矛头和毛氏对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和预言，发生了扭曲的重合和对比——其批判对象,本来是要人们服从于毛主义的一人一家之私，现在看来，却好像是对于邓式私人致富，权贵致富的一种斗争，一种武器。这种复杂的毛氏影响，绝对不是简单地痛斥一下、名之以暴君统治，可以一言蔽之的。这里的毛氏批判和对于毛氏之幻觉、之怀念，成为中国政局错综复杂的一种写照，急需予以澄清和匡正。如若不然，简单批判毛，势必无法改变国人崇拜毛之热潮。
就像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中共改革并不能去除中共本身的一切积弊——左派批判的矛头指向改革，正是因为改革没有正面回答中国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追溯历史，左派批判，其当然是运用社民党人和列宁主义武器，即为彻底否定民主，说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虚伪透顶的假民主。可是，这样的民主之关键，就是法治立国，或言三权分立。毛氏大民主，恰恰就是要废黜法治和宪政，实行极权民粹合一之道。
一种批判是说，资产阶级民主要转换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小民主，要改成大民主（如，李一哲，王希哲等人的说法——他们的观念直接走进共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轨道）；彻底的造反要和彻底的镇压，密切配合。也就是上述毛主义的承前启后。
再一种，就是否定任何造反的邓主义反民主——他干脆取缔了所谓民主的各种形式，使得中国的政治，即便在文字上，也脱离了国际规则。
那么，左派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西方社会就有保守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也许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或合而为一主义。但是，所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早在西方历史的早期政治建制里，就已经萌芽。我们考证的希腊民主和罗马议会，就是这样的制度雏形——甚至，在波西战争时期，即便是波斯人，也对于民主与否，做出过最为单纯和幼稚的争执——更有甚者，波斯将军，居然可以在他们征服的希腊某个城邦里，实行有悖于波斯体制的民主制（见《历史》
希罗多德著）。问题是，不管是希腊民主，还是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的民主，都没有完全解决他们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的民主社会，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存在大量的导致社会革命的原因和问题。历史在民主的悖论中转展反侧，寻根究底。其间，革命论和社民论，都是针对民主政权或者自由主义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和实行——其实，他们最后还是只能用民主解决之——也就是我们所言，社民主义，最后只能返回西方政治的民主正潮和主流，并无他途。在经过一系列自我调整和自我批判以后，西方社会，方才在战胜法西斯和苏维埃主义以后，逐步改进了民主政治。以至于在20世纪中叶，民主和极权的抗争，已经初步理出头绪。
但是，这个理出头绪，绝对不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和黑格尔主义——历史既然不可以终止于普鲁士精神之绝对，也不会终止于自由民主之完结——其间，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经济发展，成为古代民主——希腊战胜波斯的一种转型——转换为现代民主的一种模型。以经济势力战胜专制之普遍饥荒和匮乏，成为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效榜样。所以，在20世纪中叶，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转型的方式，在南韩，台湾等地，获得实现。然而西方经济勾结中共经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邓式经济改革是不是走向民主的经济——政治之路？
如果这个问题得以答复，毛式体制的积弊，就会成为历史；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毛式制度，思想和氛围的出现，就变得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那个环节呢？问题就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这个有悖民主试验的现实。这个失败和死亡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无奈地回望毛和毛主义，以期安慰。这个情结的出现，恰恰印证了毛的一些似是而非，被他歪曲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毛氏邪恶天才的猜想，却不幸被他言中——这些课题，如"阶级和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搞不好就是）"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甚至对"言必称希腊"之批判，批判孔老二，等等。
我们看到，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毛氏歪打正着的一些言论，颇有一言中的的感觉。阶级斗争，自古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本性之斗争。其存在前提，是人类划分成为各种等级和社会经济结构所致。自从古代工商业社会初步形成，这个阶级和斗争，就一直存在。本来就存在的阶级斗争，带动了一切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宗教的分野。所有的国王和教皇，都被牵涉到这类斗争里——就连貌似超然的教廷，也会因为贩卖赎罪券而导致社会议论纷纷扬扬，以至于出现路德式抗争——所有皇家和教会文献，含大宪章，南特敕令，黄金诏书等等，都是这些阶级斗争和文化抗争的表现和表达——所有压迫阶级正是通过斗争官方，使之在节节退让中，做出让步，产生（主要是西方政治）宽容精神。于是，出现了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的局面，出现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媒介物：独立工会。在早期历史上，对于工人和社会实行福利主义政策的统治者，如俾斯麦等人，就提出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这个阶级调和论，正好呼应了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为正是斗争，带来了调和，而非相反。其间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工人阶级的前途，绝对不是无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阶级之间的互相宽容；而宽容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致出现。
故此，我们批判一种久而久之，已经被忘却的提法——只有不但认可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认可无产阶级专政之派系，之人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列宁的话语，彻底颠覆了古往今来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描述，出路和政策——于是，毛氏以后消灭所有阶级的"斗争"，应运而生——这个阶级斗争，就是我们以往说过的，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加上知识分子，统统被镇压，被消灭（只是剩下一些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也就是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异化机器和劳动工具）。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毛氏革命带来的只有批判，没有建制的革命无前途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绝症也就在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型同虚妄。
一如上述，民主不是人间天堂——民主，不可无一日不完善；民主，不可无一日无批判——但是，民主用来批判民主的武器，就是建制。深而言之，民主武器对民主的批判，绝对不可以取代民主，或言用专制来批判之：说，还是专制好，效率高，人心齐（叫做"一个梦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梦想！而民主建制的内涵，就是批判并建制同构。这个批判，由三权分立，织为载体——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思想层面上，才获自由！所以，民主一步步走到今天，固然其本身的批判，无可完结，不能停止和穷尽，但是，民主建制的舆论平台，正好满足了这些可以"带抢"的舞台塑造者和参与者。所以，当人们开始批判民主和民主政权（更不要说民主知识分子和民主政客了）的时候，其应有之义，本在批判和辩论传统的希腊精神之中，源远流长，巍巍壮观。
那么，民主被专制批判的例子，是不是也同样层出不穷呢？当然是。在间或一不小心的时候，专制大人就要来批判民主。在民主发生所有失误和失效的时候，在民主行内政民主而对外侵略的时候，在民主干预，误伤异地平民的时候，在民主惟利是图，以贸易经济"自由"冒充普世价值的时候，在民主价值混乱，前言不达后语的时候，专制就会振振有辞。这是人类游戏的一种典型状况。特别有趣的是，毛氏批判，就具备这种批判民主——又批判不民主之特征（如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批判）——他对于上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批判，就是一种典型的例证和典型的悖论。
其一，如果邓氏改革是一种民主，那么这个批判的可能性，就会减低甚至消除；但是，正是因为邓式改革不民主，就被毛不幸言中——"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难道不是这样吗？太子们掌握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财富，世袭了政治接班，造就了逐级掠夺的政权贪墨，就被毛氏言中。可惜的是，毛氏并无办法去除这种宠信制度——其实，他本人正是坚持封建世袭的楷模：他，最后还是要让江青当党主席（见姚文元说法）。于是，邓式统治积弊被毛言中，正是因为毛本人为邓打造了"新阶级"之基础。这个枉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传统政权，不但消灭了阶级，而且消灭了社会和文化。所以，给予这些政权人物以政治经济特权的始作俑者，恰恰是毛。
在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劳资双方传统和正常的调适、妥协甚至抗争，被邓式政权一并取缔。他的经济王国，是不讲社会公正，劳资平权和利益公平的——他在六四时期对于经济腐败的抗争，就是开出坦克——所以，毛氏对于邓式复辟的预言，就像古往今来左派对于右派的批判——但是，左派，除去发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暴力主义，民粹主义，不能建设任何有效的政治基础，从而改变社会不公——一如所谓资产阶级建立的：三权分立，反对党政治，宪政民主和舆论自由，等等。但是他们却可以针对民主之缺陷和失误振振有辞，一日也并不停止咒骂。所以，这个批判，就是我们说的他们企望以专制的批评，取代民主的批评。那么，毛氏批判，又是什么东西呢？毛氏批判，就是所谓颠覆性和破坏性批判，不带有任何民主建制的未来政策和规则——这种批判的矛头，就是发动文革式的、只有破坏，毫无建树的革命和继续革命。他的文革发动，正好继承了这种破坏性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抛开其破坏性的后果，只是抽出其中偶然的论断，如"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倒是完全正确和基本准确的——重复而言，如果排除邓式资产阶级，毛氏会取道何处呢？就是回到毛氏"新阶级"——这本来和邓，毫无不同，一丘之貉而已。区别却在：邓的坐天下，勾结了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毛基本上对此无知——但是，72年，毛和尼克松勾结，已经初见端倪。
再比如，毛貌似正确的批判：关于其批判"唯生产力论"，也是这样一种情形。现在，持唯生产力论者，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国官商勾结的资本家，血脉世袭者和大小贪墨污吏——一种是惟利是图的外国商人和跨国资本。他们都是毛氏批判对象，成为惟利是图的、枉顾普世价值者——的确，中国经济，实际上正是这两种人，从中作祟。同理，毛氏批判之，有无他图可循呢？没有。他只是点到了这种唯生产力论，但是如果他来做，也许，也是回到此途。他和前日本，前西德的贸易，不就是这样做的吗？都是低人权、无人权经济。
列宁，不是接受了德国人的钱物，才卑签立夫斯特——布列斯特条约的吗？——他不是也可以和美国石油大亨哈默，来一个主义之非吗？所以，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很虚伪的。
至于其他论述，毛氏就更加虚以委蛇，胡言乱语了。
那么，中国人为何对待毛氏语汇如此看重，拜其阴魂，还嫌不够呢？成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是看到毛氏批判的"真理"的一面，没有看到毛氏批判以后的破坏和废制——他的批判，完全不同于民主对于民主，民主对于专制和极权的批判——因为民主的批判，是要建制，毛氏的批判，只是要破坏。这个最大的不同，恰好是民主思维对于毛氏思维天差地别之处。
换言之，中国崇毛之人，我们问你，你对于毛氏貌似正确的语录带来的后果，还没有看够吗？
你认为毛氏间或"正确"的论断，真的可以代替民主体制建设，而混同于民主对民主的批判吗？
如果这个建制不能实现，你难道认为打倒邓制，复辟毛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最后我们说，民主是要批判的——但是，不可用毛的批判代替之——如果那样，就会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再次发生混乱和劫难而不可收拾。
但是，其中一点值得注意，任何左派批判都有着某种"真理"的意义，只是看人们如何分析之，总结之——就像人类一时间看重马克思主义批判，最后却抛却之——因为，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是不事建制的非良性世界观，他们只是一种从乌托邦发展成为暴力主义的虚假理想。
原载《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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