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资本抵制宪政改革：中国民间维权意识抬头


亚洲周刊江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年学者张博树，在香港同时推出两本新著《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一个「主报告」和两个「附件」）和《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由晨钟书局十一月出版的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被视为禁书，前者是一部国策书，解码二零零八年后中国大变局；后者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思之作」，纪念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揭幕之作」。

张博树在中国社科院任职已十七年，研究西方哲学和现代极权主义，最终专注中国宪政改革这一论题。他说：「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本身」，因此他认定，若要中国实现宪政改革，「那就是解构以至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再造共和」。有评论认为，「作为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居然如此断言，颇为令人折服」。

张博树另一重要论点认为，自「六四」之后，中国出现权贵资本，而权贵资本对宪政改革的抵制，近年来更趋严厉，因为「对这些新权贵来讲，维护一党专制早已不再是什麽认知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当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时，任何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改革都会受到拼死抵制」。他预期，中国民主宪政的初步建构，需要二十年左右时间。

前一阵，网上热传张博树的多篇论著：《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解构党专制：中国的根本出路》、《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认为，不能不特别注意那些能引领整个社会未来走向的理论界的变化，最近这种变化中，最令人振奋的是两篇长文，其中之一是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篇长文对中共政权而言，意义决不亚于满清时期康、梁《公车上书》。

张博树说：「八九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年的六四剧变，个人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学术命运也随之改变。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说法。我们不能迴避这种担当。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理性的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十二月初，张博树在北京接受访问。谈到当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今天为什麽要纪念这三十年。他说：「这三十年要放进过去了的百年看，这是中国在寻找现代化道路，完成自身转型，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前现代的专制社会，转向一个现代民主社会。在将近百年的过程中，从中华民国到今天，这是中国人明确地在制度上试图去建构一种现代民主制度，它的前提是理论和形态上认同民主价值的基本理念，即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

怎麽理解你所说的这「百年过程」？

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贤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明确认识，问题是四九年以后，建立了另外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现在，演变了六十年，人们发现这套制度解决不了中国的民主问题、自由问题、人权问题。所谓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的历史定位，实际上是对这六十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制度选择的路径错误的纠正。四九年前的中共与国民党竞争时，它提出的口号，应该说是符合今天说的普世价值的。前不久，我去狼牙山，那是「革命老区」，参观纪念馆时，看到展出的一张历史照片：一位妇女竞选边区议员，会场大柱子上贴著大标语：结束一党专政，还权于民。

为什麽说是「路径选择的错误」？

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政治上选择人民民主专政，后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六十年的演变，让人看清了问题症结所在。权力的垄断是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经济上，四九年以后，特别是五三年以后，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当时被认为是优越于资本主义，这就把市场的活力全部抹杀了。同时实施社会控制，没有今天人们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丧失了基本自由。

七六至七八年是两年的过渡和转折期。从大历史的定位讲，七八年后的三十年，是对四九年以后建立的制度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一九一二年以后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四九年的选择是对这一选择的背离，到了七八年，问题暴露得很充分了。因此，七八年以后的三十年，本质上是对一九一二年开闢的路径的回归。这三十年客观上是对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运行体制的本质上的纠正。这种纠正还不彻底，经济改革虽比较充分，但尚不完全到位。

你怎麽研判这三十年当局对社会控制的变化？

毛泽东对公民社会的扼杀，这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伴随经济开放，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人们有了更多的经济上选择的自由，言论、结社、私人生活领域，今天儘管还有各种不合人意的地方，但毕竟进步了，十年来有了互联网，这是没有想到的。对于言论、结社，虽然当局还设法试图控制，但越来越困难了，民间力量的成长和传统体制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博弈，总趋势是民进官退。变化最小的，也是传统体制用尽力量死守的，即权力这一块，当政者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块。政治体制不能变，党的领导不能变，要变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变，说到底是最高领导对权力的掌控和垄断不能变，不允许权力在他手上动摇，一党垄断权力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最大的制度性障碍。

你如何评论当下的权贵资本势力？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中国权贵势力坐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维持旧有的政治体制，这是胡锦涛执政后所继承的现实。这一体制，由于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却保持原来的垄断化，这两者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到了胡温执政时，越来越尖锐化。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深刻，这是让胡温感到十分棘手的事。

你怎麽看当局对民间维权的态度？

这些年随著官民衝突的加剧，民间维权呈现如火如荼的状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越来越多的百姓有了维权意识，透过各种途径尝试这种维权。最近有新的迹象，执政者面对这种情况，作出某种调整，逐渐改变以往僵硬的传统的以对抗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最近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罢工示威，官方没有採取过去那样的强硬镇压方式，大都採取温和对话的方式。这是积极的迹象。当然，目前还不能以严格意义上的结社自由来定义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不过，确实是在按照中国现有条件下那种方式往前走，官方也在逐渐调整。

对路径选择错误有望作出全面纠正吗？

三十年来对过去六十年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是在政治结构上回归人类的主流文明，回归一九一二年已开闢的传统。社会所积聚的矛盾提供了足够的可能去解决这事。民间力量也越来越壮大、成熟。问题就看当权者是否有足够决心、足够智慧来回应这个历史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