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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近期，周围时有一些不安的气氛，某个聚会被取消，某位朋友被“请喝茶”。有一则消息中，特地提到了本人的某篇文章被一家网站所“删除”，并断然推测：“她相信，网站管理者受到不少压力”。听上去这没有问题，一般人们正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本人看后却感到不悦。
其一，拿掉一篇文章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我的原话强调的是这篇文章被“隐去”而非“删除”，不同在于“隐去”只是不对读者开放，它本身还在那里。我认为网站这样的处理十分温和，能够理解和接受，因此没有忘记说“我不准备鸣冤叫屈”。况且那是在广泛阅读之后，这件事情有什么好提的。都什么年头了，谁还这么娇气啊？
其二，“压力”云云，是这位记者本人在电话里问我的说法，她问我“网站是不是受到了压力？”我没有接这个话茬。实际上我对于网站的实际经营操作所知有限，等别人告诉我了再说也不迟，为什么我要事先去推测这件事情？而且更主要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恰好有另外一些想法，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所以选择了不吭气。
我并非说“压力”不存在，而是宁愿换一个说法，叫做“张力”。“压力”者云，某种力量来自某一头，即掌握权力者，是这些人能够对另外一些人施加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则处于这种压力之下，他们主要是被动的。“张力”则不然。“张力”指的是两头使力，就像一根绳子，由两头拽着，双方都在施加力量，没有一方仅仅是主动的，也没有一方仅仅是被动的。某种格局也是双方造成的，而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换句话说，我感到自己也是有力量的，是有根基和有空间的，而远非仅仅是被动消极的。因此，我不需要“诉苦”，也不需要“抱怨”，不需要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那样，发出那种成串的尖叫，这种尖叫只会增添追捕者的乐趣，当然也能够博取旁观者的喝彩。我不准备加入这种游戏和乐趣，并认为其中毫无趣味可言。
甚至我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当然肯定也不是“有罪”的。谓之“无罪”，在于我与朋友们的说法做法，是在我国宪法规定保护的条款之内，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我们始终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做事，是在行使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谓之“不无辜”，是因为我们的确做了一件看起来是“违反常规”的事情，一些不同身份的人们走到一起，共同表达了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和思考。无论如何，这个举动对于现有语境，或多或少是一个突破，因而令人们感到不习惯，于是有人考虑采用过去习惯性思路来对待处理，这是不奇怪的。我们事先不是没有考虑到这样的后果，也是准备随时承担任何后果的。因此，将自己打扮成“天真无辜之人”，反而取消了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和意志。
这样说，是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除非我们变得练达起来，我们才可能拥有智慧；除非我们变得沉着和成熟起来，我们才有可能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而如果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处理诸如此类的事务，能够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路，那么从我们自己开始，同样也需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思路。比如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可以将与警察打交道视为稀松平常，视为理所当然，不是那么特别。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
某种开放的思路同样在于——至少我本人，完全可以强调——宪章之举是在与政府一道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是在与政府一道面对和承担我们民族的历史机遇。人们愿意提到中国“08宪章”与捷克斯洛伐克“77宪章”之间的联系，当年“77宪章”的重要发起人瓦茨拉夫•哈维尔在2008年12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维权人士需要支持》，这篇文章开头有一段，也指出他们当年的行为，与当时政府并行不悖：“我们作为公民，有一定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通过我们的警觉，致力于确保基本权利。” （ As citizens, we had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to work with the Czechoslovak government to ensure through our vigilance that basic rights would be protected.）请注意其中的与“一起”（“一道”）这个表述，它非常容易被忽略。对于哈维尔来说，这肯定不是笔误，而是深思熟虑、一贯而为之的。
徐友渔先生在他《我为什么要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文章中，强调需要与“与中国现行宪法的精神和条文一致，与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公约一致，与中国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一致”，他指的是宪章中所提到的：“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 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已经为诸如此类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和平台。不管这个政府做多做少，不管它多么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它始终是在努力往前走，并打开了一个基本局面。
一件事情，不管是谁做下的，只要其本身有意义，那么就是好的，值得肯定的。宪章本身中亦有这样一些对于政府工作的肯定性表述：“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如果认可、认同政府此前奠定的相关基础或框架，认为它是朝向一个正确的大方向，那么我们则不仅尊重现有的法律框架，在法律已经提供的范围之内行事，而且我们还应当尊重现有政府工作的框架，认为它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我们不应该放弃对于政府的期待，不应该放弃对于政府的要求，只有不放弃才能促使政府的改变和改善。对于政府采取藐视和蔑视的态度，都不是我们的本意。无政府主义那是过去年代的某个遗产，不是我们正好想要继承的。
所谓与政府“一道”，即是与政府权力乃至整个社会“相平行”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自我限制”。我们必须自我限制。如果我们希望别人是有所克制的，那么我们自身必须是自我克制的。如果我们对别人提出要求，那么我们也必须对自己提出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自身感受出发，而且要从整个社会出发，从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和整体考虑。同时需要认清自己不过只是社会当中的一员，我们既不能超越于社会之上，更不能代替社会作出选择。
这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也会不习惯，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因为这种“限制式”的思维方式，超出了我们此前可能拥有的思想框架。从某个角度看过去，我们与政府互相所分享、共有的东西，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看看我们从政府曾经提供的教育中都学到一些什么吧：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农民起义、直取天下、改天换地、推翻推倒、你死我活、冲锋陷阵、仇视藐视、宁死不屈、绝不妥协，以及革命与政权、万恶的旧社会之类。所有这些只有一个效果，都是令人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与正义，可以凌驾于社会和其他人之上，为所欲为。而如何学会将自己也置于法律等现有框架之下，学会尊重和尊敬，则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学校及其他地方。
而只有当我们自我限制时，我们才可能是自由的、轻松的和放松的。我们不需要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只需要对一部分事情负责；不需要对看不见的事情负责，只需要对看得见的事情负责。当我们的思想行为是有边界的，也才可能是清晰和明朗的，而不是混杂了人性深处的各种欲望和恐惧。恐惧这种东西并不仅仅来自外界，有些是来自我们自身。当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对行为的后果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就会产生对于自身行为及人性深渊的恐惧。这种恐惧同样会强烈干扰及毁掉我们。某些急躁便是产生于对于自身行为无效和无可控制的恐惧，于是便急于找到证明，急于得到结果。
而我们的自我限制，也是对于政府和他人所发出的理性呼吁。很容易想象，对于我们来说是不习惯、难以做到的，对于政府也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结合前面所说的，即使政府的工作与时俱进，发生了重大变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遇到诸如宪章这种事情，还是会感到非常不适应，觉得那是一个冒犯或者挑衅。这同样是从前阶级斗争、权力斗争的思路在作怪。觉得只要采取这种形式，就都是别有用心、有所图谋的，而不会将它看作仅仅是一些公民的自由表达而已。
因此政府与我们一样，需要自我限制，需要去做对于自己来说并非习惯而有难度的事情。时代在变，所有的人都在变化，政府工作也是一样。我们是将自己限制在法律之内并愿意尊重政府工作的框架，那么政府也同样要将自己限制在法律所能够允许的范围之内，尊重并发展自己的工作框架。对于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宪章这这件事，需要打破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以法律的准绳来衡量、矫正自己的眼光，向法律靠拢而不是向过去的做法靠拢；向法律看齐而不是向从前的结论看齐。政府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榜样，政府的所作所为，对于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直接起着带头作用。
法律这种东西，不是一部分人制造出来，让另外一部分人去遵守的，而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不分彼此地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遵守法律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离法律靠近一步，便离安全靠近一步，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在今天能够运用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去解决，而要在明天发展成别的问题呢？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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