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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是一部适合在书房里戴着耳机从电脑上观看的电影。没有影院里的人头攒动，灯光闪烁，而是一个人静静地看一部史书：台湾基隆一户林姓人家子弟命运的沉浮，趟过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幻灭感，缓慢的节奏、凄冷的色调、静穆的眼神、淡定的画外音，以及传统的闽南婚丧仪式。这一切，让我这个从未到过台湾的大陆人感觉到那样的熟悉。因为这些太中国了：中国人的审美，中国人的情感，以及中国人的历史宿命。
这部电影是二十年前拍摄的，我早听说过，但一直没有耐心去买碟或下载观看。今年春节长假，闲来无事，得以从容地在网上看完。看完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电影拍摄已经20年了，国民党迁台也有一个甲子，二二八事件则有62年了，身历事件的那代人，多数已经作古。可是，观看时，没有一丝因时间长远而带来的隔膜，好像这一切，还发生在昨天。
二十年前，我还是湘中一个正准备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二二八”事件对我而言，就是历史课本中不超过200字的段落，无非是国民党残酷地压迫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奋起反抗。彼时，在海峡的这边，“二二八”和“台独”尚未捆绑得太紧，国民党作为老冤家，在包括“二二八”在内的历史事件中，当然地被放置在此岸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动一方。然而世事难料，同样的历史事件，因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利益取舍，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日渐暧昧起来了。
我以前只是简单地知晓，“二二八”是台湾悲情最大的酵母，是族群撕裂最大一块伤口。看完《悲情城市》，对“二二八”甚至其他历史事件有着另一番思考。后人写史、读史，喜欢假名词、概念，简单明了地表达某种观点，在政客和御用学者的嘴里，尤其如此。可对亲历事件的普通人而言，往往是不得已被挟裹于其中，他们参与历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甚至很情绪化，这种情绪化可能是大事件更为真实的时代背景。
台北一位巡警，在追赶一位摆摊寡妇中，开枪误杀了一个青年。这是今天大陆也很常见的“偶发性事件”，只要留心各地关于城管的新闻即可。但偶发性事件引起了“不明真相的群众”骚乱，立刻席卷全岛，和台北寡妇以及被误杀的青年素不相识的基隆林家，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也一下子卷进去了。
偶发性事件能引发全岛骚乱，当然是全岛的群体情绪使然。本岛人半个多世纪的委屈、被剥夺感到了最高潮。诚如大哥文雄所言：“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台湾人有足够的理由述说心中的不平：甲午中日战争，未经台湾人同意，战败的清廷把他们连同领土全部转让给日本人；“二战”中国战胜后，又作为战利品回到祖国，他们迎接来的故国之师却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其作为比日本殖民者还要残暴；国共在大陆内战，失去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又将其作为最后的据点。每一次大变迁中，他们都没有发言权，只能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
可是，将台湾民众这种悲情，放大到全中国老百姓身上，何尝不可呢？一百年多年，甚至几千年来，普通的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每一次江山鼎革、神器易手，他们只有三呼万岁，迎接新的征服者的份儿，而在每次历史的大动荡中，被牺牲的首先这些普通中国人，他们何曾有过参与利益博弈、重建秩序的资格？
这种冷静的历史感，多数是后人读史时，方才从容获得。而身在历史当中的每个人，每个家，每个族群，他们最真切的感受是自己利益如何受损，比如林家人对国府大兵的蛮横暴虐，对大陆奸商的狡诈凶狠的感知，当地知识分子酒后闲谈时对官府贪污腐败的愤恨。这种情绪很容易被标签化，比如在1947年的台湾，最直接的概括就是：外省人欺压本岛人；在海峡西岸则是：富人勾结官府欺压穷人。既然是情绪，普通大众就不会审视这种情绪是否理性，是否失之偏颇。几乎人人觉得这世道不公平，自己受到了冤屈，如此，社会大骚乱可能一触即发。
《悲情城市》超越了宏大叙事式的历史解读，而是用冷静的长镜头和细致的近镜头，来描摹普通一家在大变迁中的寻常生活，寻常情感。天地不仁，命运不公，他们在不得不承受之余，还得坚强、达观地活下去。当一群热血青年在抨击政府黑暗时，温柔美丽的宽美和哑巴文清，在一旁通过纸笔交流情感，甚至细心的宽美向失去听觉的文清描述音乐的魅力。而文清对声音的全部记忆，就是8岁以前的羊叫，剩下的就是舞台上坤伶的婀娜身段。聋哑的文清，可视为一种隐喻，隐喻着在专制时期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善良、勤劳、聪明、卑微而坚韧，尽管他们的生活是残缺的，但他们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然而往往苟全性命于乱世都不可能。即使对曾经作为征服者的日本人，他们的感知也是复杂的，既有宏观的“家国之别”，更有现实生活普通人点点滴滴的真实情感。譬如宽荣、宽美和静子兄妹的友谊。静子归国之前，将自己的和服和战死兄长的竹剑、手书条幅送给宽美兄妹，宽美兄妹对条幅所书樱花在最美时顷刻凋谢的诗句引发生命的共鸣，以及宽美回忆学唱日文歌《晚霞里的红蜻蜓》，流露出的淡淡忧伤。这些，岂是一句国仇家恨就能泯灭的？
对现实愈是愤恨失望，就愈加容易对未来给予希望，在泥坑之中，未来的天堂最有诱惑力。可当未来成为现实时，往往失望感更巨大。生活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有如弃儿，他们对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报以更大的期望，可残酷的现实接踵而至。对残酷的现实不满意，宽荣这些志士又把希望寄托在更远的未来，他们因此能慷慨赴死，他们躲进大山坚持抗争。国民党政府用武力“清乡”打破了他们的梦，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假设一下，宽荣和他的同志憧憬的蓝图在台湾实现了，会怎样？难道接下来不会是更深更痛的失望感、被愚弄感么？
整部电影里，“二二八”的屠夫、当时主政台湾的陈仪，以声音的形式出现，他通过收音机，用江浙腔的国语，一次次向“台湾同胞”喊话。这又是一种隐喻：有组织的暴力似乎高高在上，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渗透到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若以功利的角度去看历史，是非与恩怨可能纠缠一起，难分彼此。陈仪对台湾人欠下血债，但他有功于“党国”，他的铁腕让大陆溃败的国民党政府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落脚之地。而陈仪本人，“二二八”事件后三年，又因为有背叛党国的巨大嫌疑而被他捍卫的政权判处死刑。位高如陈仪，也只是历史变迁中的一颗棋子，何况基隆城那些青年男女。
影片有参透生死的禅意，这种禅意其实是普通人不得已而具备的生活勇气。林家的顶梁柱文雄被黑道流氓杀死，葬礼后就是文清和宽美的婚礼；宽荣事败后，长期资助其经费的文清有强烈的预感，但波澜不惊地为自己和妻儿拍了一张合影，尔后永远地消逝。宽美在给侄女的信中，平静地讲述大悲后的日常生活：谦儿开始长牙了。电影的最后一幕，是年迈的一家之主林阿禄，和疯子三儿，以及几位当寡妇的儿媳，一堆失怙的孙儿孙女在饭厅里吃饭。经过多场人生惨剧的老人异常平静，他似乎只关心碗里的食物。女人们照例不许上桌，只能站着吃饭，几张空着的凳子，留给死去的或失踪的男人们。老人、寡妇、幼子在一起的场景，亦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某种诠释。中华文明是阴柔的，具有女性化色彩，但阴柔的女性却有着更为坚韧的承受力，当男人死去，寡妇们承担了伺候老人养育儿女延续家族的全部责任。我想，《杨门女将》这类传统戏曲和评书之所以在中国人中间那样有市场，或许是因为历经劫波的中华，哪怕只剩下一群幼儿和寡妇，文明依然能得以延续。
侯孝贤拍摄这部电影时，台湾又处在历史的节点，这次台湾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几十年的戒严令被解除，新闻自由和自由组党得以实现，整个台岛的人才敢有勇气、有气度去审视那段困扰全岛人几十年的梦魇。尽管依然有族群的矛盾，有党派斗争的龌龊，但经过二十年的变革，宪政体制得以确立的台湾，今天可以说，他们走出了那座悲情城市。
何时，海峡的西岸，也有人拍摄一部《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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