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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看了这些东西，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东北人训练一只鹦鹉，拉它的左腿，它说‘你好’，拉它的右腿，它说‘再见’。某天东北人突发奇想，要是同时拉鹦鹉两条腿，它会说什么？结果那么一试，鹦鹉对他说：‘妈拉个巴子，你要撂倒谁呀！’”
王力雄说：“奇怪的是我们偌大中国集中了几乎全体最善文字者的‘作家协会’，怎么就只会说这种僵尸般的语言？”
王力雄迂。哪是僵尸呀，人家是活灵活现死乞白咧，是茶余饭后的笑料，当今政治的活宝！那位市委宣传部长到作协来升官（作协跟和尚、道士一样，都是有级别的，而且级别很高，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待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待遇），皇恩浩荡一番，语无伦次一番，臊的你王力雄落荒而逃，人家面不改色心不跳，玩的就是这副混不吝的滚刀肉境界。
他们一两个人玩儿倒罢了，问题是一些作家出身，寻常看起来还有些尊严的人也乜斜着上级组织的脸色，唾面自干，跟着搭台唱戏，混不吝地玩儿。为了让这位前市委宣传部长和他的前任、中宣部某副部长领导中国作家协会——如同“拉普”或自杀作家法捷耶夫（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领导过的前苏联作家协会——合法化，代表权力意志，管辖、操纵作家思想、创作，指挥和引导中国作家可以写这个，不准发那个，他们举手让两位跟“作家”这种职业毫不相干的人当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指鹿为马地让党棍通过了“作家”这道门槛。接下来的是，一位深受组织爱戴的乖女子登堂入室，接替巴金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并且宣布“大师的时代结束了”（潜台词是“庸人的时代到来了”）。
再接下来，你看那江山如画：檀口轻唾，烽火一笑。
我承认，我们被组织了，我们必须以他们准许的方式和语调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被组织被管制被压抑被蹂躏被害怕被恐惧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习惯又逐渐蜕变为自然，自然便顺理成章，为施虐受虐的习惯和自然辩护似乎也就天经地义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历史与现状合理性的论证是公然的，而且这种论证即是害怕、恐惧的心理释放，也是虚拟安全感和预期利益的获得。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式后极权主义变异？
这时，我们发现，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平时让我们非常厌恶且非常恐惧的制度安排，完成个体心理救助、补偿的社会性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是治愈这一社会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抑，即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却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说，中国当今社会是“没自由，有空间”，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公共性空间”，而不仅是合理的利益空间）是挤出来的，争出来的，打出来的。俯首帖耳没空间，俯首帖耳的表现只能导致平庸、蹩脚、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讨好、献媚的权贵骨子里都未必瞧得起你。什么是挤、争、打的武器，面对专制极权主义，怎么才能让自己体面、有尊严？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是专业主义。不能硬碰硬地提升专业意识，坚持专业标准，恪守专业伦理，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和人事侵入，于是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新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团体办成了帮会（各级学会、协会少数人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团）、堂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下作和沦丧就是必然的了。
专业主义的伦理很简单，它是常识论理的专业化体现，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对金钱，我是以专业化标准和自尊获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对强悍、蛮横的干涉、管制，我会说，我只想当一名好记者好编辑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师好学者，而“好”是有专业标准的，你不是专业人士，请免开尊口。退一万步说，我只想做一个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码的良知，我将用谦卑的口吻告诉你，你不应该强迫我跟着你学坏，香臭颠倒，是非不分，你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不允许了。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被告知：作为个人采取行动可以，作为组织机构就不行了。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组织机构不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吗？机构的意志，是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机构不是雨伞，不是个人卸责的垃圾桶。你说个人意志“难以实现”，那要看去没去努力，怎么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看见了某些个人意志，这个“意志”是既有经验的精准印证，更有削足适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当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万无一失的“自律”，以及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表态——你看我不是在添乱，而是在补台；我没有反骨，也不会提批评意见，我是个乖孩子；为利益预期增加筹码。
评奖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说“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是说我们的行为一旦具有社会性质，就要根据社会各种因素反应的可能性和被历史凝固的传播景观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选择，否则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至可能是助纣为虐的。我们不能永远用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躲避历史责任。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罢了。
《信》在互联网流传后，有位此次获奖的老朋友追问我：你写《信》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玩儿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是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么玩儿。这纯属个人信念和历史心理问题，与别人无关。再者，我与王康兄有着共同的憧憬：自我启蒙，如康德所言，“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卢跃刚200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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