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
徐晓说,但愿所有读到《遇罗克》的人,能回头去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静下心来想想民族和个人的付出与得失,能拍着胸口问,而不是只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徐晓认识了身体残疾的赵一凡,赵当时有很多所谓「禁书」,在他身边有一群思想反叛的年轻人。他们透过阅读、书信和讨论的方式寻求新的价值观。认识了赵一凡,徐晓开始为长篇《约翰.克里斯朵夫》如醉如痴,因为看《牛虻》而号啕大哭,她常常和赵谈论书本和人生,把赵视为精神导师。她知道遇罗克的事,是七二年、七三年。七五年的一个冬夜,徐晓睡梦中被叫醒,戴上手铐。她被认定参与了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组织,这一年她只有二十岁。赵一凡也因同案入狱。
两年的监狱生活令出狱后的徐晓情绪消沉,为此赵一凡介绍她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就是赵振开,现在人们都叫他北岛。后来北岛等人创办《今天》杂志,徐晓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今天》发表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的作品,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大众偶像。虽然《今天》在两年后被勒令停刊,但在徐晓眼中,《今天》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已深深影响了一代人。零九年「五四」前夕,徐晓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你早年编过一本有关遇罗克的书?
那本书是《遇罗克:遗作与回忆》,那是一九九九年。由我和丁东、徐友渔等几个朋友合编的,主要内容是遇罗克当年写的所有文章,有那篇著名的《出身论》,还包括遇罗克的日记。此外有熟悉他的朋友对他的回忆,有几篇关于他的评论。当时这本书的出版费了很大劲。
你怎么会想到要主编这本书的?
遇罗克写《出身论》时,我才十三岁,没有机会看这篇文章。我也不知道有遇罗克这一个人。遇罗克被抓,《出身论》受批判,有很多人并不服气,认为遇罗克的文章是为他们讲了话,其中有一个叫郑晓丹。郑当时是地质学院附中学生,她对遇罗克的《出身论》有强烈共鸣,她父亲被打成右派,家人为了把《出身论》保存好,便把它藏在墙里,怕被批斗被抄家抄走。
郑晓丹在地质附中写了大字报,支持遇罗克的《出身论》,郑为此被学校关押管制起来,而后她死在学校。郑晓丹是赵一凡的好友,郑对赵很倾慕,因此,郑之死对赵打击非常大。遇罗克在赵一凡心中也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赵一凡对我说到遇罗克时是饱含深情的,我就是这样从赵那里听到遇罗克的事的。因此遇罗克这个名字,在徐晓的记忆里就非常深刻。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的文章和史料都是赵一凡搜集的吗?
九九年,我认识了如今在美国专事文革研究的宋永毅。宋收集了很多文革的史料,他掌握了很多有关遇罗克文章的材料,为我们出版的那本书增加了不少内容。徐友渔为此书写了序言。他对遇罗克的思想,对「出身论」作了分析和评价。他说,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你为此书写了编者的话?
对。我说,但愿千千万万赞成过「出身论」并深受「血统论」之害而没有被压垮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但愿千千万万反对过「出身论」并身体力行的坚持过「血统论」而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但愿不曾知道有过「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不曾听到过遇罗克、郑晓丹之人的年轻人,能读到这本书;但愿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回过头去看,看英雄的血,平民的泪,能够静下心来想,想我们民族和个人付出的与得到的,能够拍着胸口问,不只是问历史、问社会、问他人,更重要的是问自己、问人性。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整整十年过去了,当下,你怎么会想到要为遇罗克再做点事,比如塑他的像?
我编了这本书,我知道有些人因为受这本书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一些行为。有一次我在书店作讲座时,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他就是看了我编的这本书,开始收集有关遇罗克的所有东西,他还作了一幅遇罗克的版画。很多人看了这本书,知道了遇罗克,对遇罗克的思想和精神表示敬佩。
于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如果没有更多的人知道遇罗克的话,我们仍然有义务,向社会,向历史,留下遇罗克这个人。遇罗克是先驱,他是不朽的。
遇罗克死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这一天是学习雷锋日,如果中国人都知道雷锋而不知道遇罗克,我觉得这是很滑稽的事,是很可悲的事。
时下,遇罗克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吗?
遇罗克当年的思想,在今天这个社会仍有意义。我们现在仍然是龙生龙,凤生凤,人们常常说那些高官,谁谁谁的儿子做了什么,谁谁谁的女儿做了什么。因此领导人的后代要得到权力和利益就变成非常合法的了,农民就根本不可能跟他们平等地处在同一起跑在线。尽管,现在人们不谈所谓「出身」这个词了。现实更重要的是拒绝遗忘。
怎么理解你说的「拒绝遗忘」?
遇罗克当年是十万人大会公审的。遇罗克不只是倒在枪口上,还倒在十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亿人无言的沉默中。如果我有机会去现场的话,我也一定跟着大家一起喊的。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年有几个人没有批胡风啊。人们从中应该有所感悟。拒绝遗忘,对于中国人而言,又是个两难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两难呢?
比如说对我们的孩子,大多数家长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历史的真相,如果他们知道了,也许他们会成为一个反叛者,反叛了就与社会不兼容了。在成人中,很多真相都是一种伤害。
几年前,我看这个问题还很简单,现在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复杂了。最近章诒和的两篇文章《告密者——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与《卧底》,也有这样的拒绝遗忘的意义。
所有的发掘历史真相的工作,都遇到太多的问题,遇罗克的问题还相对简单些,我们在遇罗克的故事中,还没有那么复杂,拒绝遗忘,对于中国人来讲,显得是特别痛苦的两难。
你怎么看章诒和揭开历史真相的举动?
当你面对社会,你可能会用一种正义的方法思考问题,章诒和的文章是毫无问题的。这笔账要算在制度身上,这个制度让很多人失去了尊严。但当你面对具体的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仅仅用正义这一标准去判断?是不是应该更多元地去理解?我还说不好。如果「告密者」存在的话,他们往往也是受害者。
中国的告密者的愿望仅仅是保住自己的生存。这本身就很可悲了,你怎么忍心指责呢?但如果不去指责他,这个制度是怎么存在下去的,是谁支撑了这个制度的存在,因此就是这样的两难。章诒和的文章伤害了一些人,被写的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而章诒和自己也深受伤害。拒绝遗忘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是特别复杂和困难的事。
我们的这种生存环境里,那种尴尬,那种悲哀,不是那么简单的把历史真相说出来就完了,它牵涉太多的事了。从历史真相看,还有太多太多的需要清算。我只是想到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困境,道德的困境,政治的困境。
《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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