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大家原是素未谋面的陌路人，但要出钱出力冒险拯救「通缉犯」，原来只因两个字﹕同情。20年前有份参与营救六四民运人士的Tiger说﹕「当时全香港没有人不同情(民运人士)，好像曾钰成，之前程介南也是支联会常委，这班人现在才转ɜ，之前他们叫口号还比我大声。」

「救人要紧！没考虑那么多。人，如果一考虑那么多东西，前怕虎，后怕狼，什么都怕，便什么也做不成。」1989年6月，35岁的Tiger不计后果，决定参与营救行动，他的解释很简单﹕「对我来说，过程最重要，见证历史过程，做对、做错是另一回事。」就是因为这个逻辑，Tiger从没有后悔。明报记者 施嘉雯

六四事件前，Tiger只是一个很平凡的生意人，与世无争，差不多与政治绝缘，「我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不是民主党，又不是公民党……即使六四发生时，我在内地做生意，没有参与，只是关注」。

民运人士藏身深圳仓库

不过，一次机缘巧合，Tiger竟与民运人士连系上。原来Tiger的公司在深圳有仓库，有次伙计发现仓内竟有人寄居，原来他们是逃难而来的民运人士。

Tiger 忆述﹕「我想帮他们避一避风头，以为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他们便可以回。」Tiger表示，只要有门路，其实由深圳偷渡去香港并不难，「其实只要能到广州，再由深圳去香港，绝不困难，最难是如何由北京去广东。你想想，当年连大肚婆都可以到香港生仔，来香港有几难？以往一些报道，只是夸大其词！」

Tiger 更向记者展示当时民运人士来港的路线，船程最短只需半小时，即由深圳蛇口往屯门踏石角，「其实这里的水路约5公里，强壮些可以游水过来，但这条路其实最难，因为这水域养蚝，水不够深，又有淤泥」。最长的路线是汕尾往黄竹坑，要7至8小时，还有惠东港口镇往柴湾、筲箕湾等，约5小时。

除了水路，还有一条陆路，Tiger讲解当时的做法﹕先将民运人士送到深圳，然后买一张假身分证，当时大约100元，再参加当地旅游社「中英街一日游」。到了沙头角中英街，大家便装模作样过界买化妆品、金饰等东西，总之好像游客般，然后向领队说人有三急，再离队找洗手间，乘机走到港界。只要去了港界，这时候，即使有香港警察前来阻拦，但他们不会将你「推回深圳」，因为你已属「非法入境」，所以会予以拘捕，这样民运人士便可要求「政治庇护」，等候当局甄别。Tiger坦言，这条「路线」成本最低，但也有风险，因为要经过沙头角边防。

回想当日，Tiger第一个营救的是女士，叫做于硕，是大学讲师。第一次安排人「坐船」赴港，过程不像电影情节般惊险，但抵不等于事情结束，Tiger想不到内地局势不如他们想象般简单，本来一心靠自己的Tiger，心知长此下去不妙，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朱耀明牧师及其他协助民运人士的组织，当中包括宗教团体、学生组织及社运组织。

最后，「船费」及民运人士在港起居饮食的开支有覑落了，Tiger多次说﹕「我出的钱不值一提，主要都是他们支持的。」

公安也南逃 多由英国接收

要逃亡到港的人各式各样，不单有大学生、讲师、教授，原来也有深圳公安！有份参与营救的朱耀明牧师解释，这些有军方或公安背景的人士会被列为相当敏感的类别，大部分由英国接收；至于中央政府通缉名单上的学运领袖，因有一定知名度，核实身分相对容易，所以一般留港三四天便有新的「家」。最难的倒是一班「普通人」，有人可能要滞港至少数个月才有国家愿意接收。

暗号﹕我是李成功

说得容易，然而行动中要营救的始终不是普通人物，计划一旦曝光，不但影响当事人，亦会危及「志愿者」，所以参与的人都要保持高度警觉。Tiger透露，第一批逃离人士采用的暗号最简单，双方只凭一句﹕「我是李成功」来核实身分，但因暗号实在太简单，时间一长易被侦破或冒认。后来他们会因应不同的救助人，准备不同暗号，像营救画家高尔泰时，其暗语是﹕「听说高先生近来画了一组以楚辞神话为题材的油画……」，答曰：「不是楚辞，你可能听错了，是上古神话。」这个对答，原来是其中一组暗号。

不过，人也有冒失的时候，好像拯救前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长万润南的太太。当日万润南先走，曾向太太留下暗号﹕「何先生叫你请食全聚德烤鸭。」但隔了几个月，当有人赶赴北京想救万太，说了这句暗号时，万太竟一时想不起这事，还以为有人真的叫她请客。

Tiger 谈起当年营救过的人，包括被中央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之一的刘刚。当日Tiger收到消息时，刘刚人已在深圳，为安全起见，Tiger在深圳招待所租了几个房间，让刘刚入住其中一间。Tiger随后亲赴深圳打点一切，更找专人陪伴刘刚，最后再安排刘刚由惠东乘船到黄竹坑。由于刘刚是八九民运的核心人物，曾发起成立高自联，在通缉名单排名仅次王丹、吾尔开希，所以他来港后，在元朗住了几天便获美国接收。

20年来，Tiger为营救民运人士出力，甚至曾一度停工一年担任民运人士的「度假营」舍监(见另稿)，但他从没有跟人说过他的工作，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知情，「我父母年事高，我不想他们担心！」今年是六四20周年，他才破戒接受记者访问。

20 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Tiger深信六四会有平反的一天，亦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中国土地上再和这批「老友」碰头。现在，Tiger偶尔仍有帮忙民运的事，但过去20年的六四游行，Tiger一次也没有参加。只出席过六四烛光晚会。不时形容自己很「敏感」，接受访问却不愿上镜的Tiger，机灵地笑问记者﹕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晚会)黑，认不到我嘛！」


高峰期50人在港 秘密住安全屋   2009年5月10日

【明报专讯】1989年6月至1991年间，香港来了不少民运人士，当中不乏籍籍无名的人士寻求外国政治庇护，但要留港等候核实身分，支援人士在港或租或借用朋友的居所，安排他们入住这些安全屋或「度假屋」。

高峰时期在港的民运人士有四五十人，他们被安排入住西贡泥涌、黄漤地村及匡湖居；沙田的银禧花园及富豪花园；中文大学旁的赤泥坪村及大埔尾村；上水的金钱村及元朗等地方的安全屋。

租屋小心 找香港学生出面

为防泄密，当时租屋都很小心，朱耀明牧师透露，会透过学生及可信任的人出面租屋，「赤泥坪村有些屋原是学生自己租住，便让我们续租，总之不会自己出面去找屋」。

安全屋的地点，背后亦有心思，除了考虑安全问题，亦顾及要支援人士探访的便利，按当时的布局，他们驱车到西贡几个点后，便可循西沙公路到马鞍山，转入大埔道往赤泥坪村、大埔尾村等，返回九龙方向，便可出沙田，大半天便可巡视大部分的地点。

Tiger 于89年7月至90年7月间曾停工做「舍监」，负责入住西贡泥涌的民运人士的起居饮食，24小时照顾他们。「那里是一幢3层楼高的村屋，是租的，最高峰时有20多人入住，他们都不懂广东话，又不方便走动，但买Å都总要一个人去吧，我便要24小时留下来看住他们。」

「一千零一夜」故事比赛解闷

Tiger 更亲手写下「住客须知」——留宿者的生活作息规条，例如每天7时起胁，7时半至8时15分早餐……又写明活动范围要在「度假屋」附近，「海滩钓鱼、抓蟹、烧烤均可，但不能下水游泳，以免危险」。即使留宿者思乡情切，但为免泄露行踪，他们亦不可以随便致电家人，当时全屋只有一个电话，而可以打长途的「大哥大」则由Tiger拿覑。

「度假屋」原本不许人抽烟饮酒，但Tiger考虑到不少文人都有烟瘾，故会酌情给他们抽根烟，「否则很难管他们」。

平日没事可干，前路又茫茫，为安抚他们，Tiger要花尽心思安排节目，不单将自家的电视机、电子琴搬到度假屋，象棋、啤牌也买回来，还无聊吗？再举行煮食比赛，煮得好的有奖，最后更要来一回「一千零一夜」故事比赛，给机会大家诉说自己的故事，这样又可消磨几个晚上。

出外乱逛 惹绑架惊魂

回想这段时间，最惊险的一次，原来只是误会一场。Tiger说当年有位吴先生，在六四事件疑受枪声所吓，变得神经质，动辄便哭，即使他们找了心理医生跟他见面也没效。有一晚，这人突然不见了，Tiger大吃一惊，还以为他被人捉去，「真的担心他被人绑架送回内地呀」，他们四出找人，但不果。至翌日早上11 时，吴先生才施施然现身，嘘！原来只是他心情纳闷，出外乱逛。

其实，泥涌不算很大，八九民运后突然来一班操普通话的「新村民」，其他人只要细心留意，都会猜到七八成，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Tiger还说邻居对民运人士很好，甚至会送钱给这些落难者，以表心意。

接收民运人士 法领馆效率最高

民运人士留港期间，Tiger还有很多「跑腿」工作，例如带他们到相关领事馆接受调查，填表、照相、安排交通、膳食；有的更需要作身体检查等。据悉，法国总领事馆效率最快，一般两日就可以登机走人；美国总领事馆要等待3个月左右；加拿大总领事馆便要半年至一年。法国、美国总领事馆对民运人士的情熟悉，问话一般都很顺利，其他国家的总领事馆对六四事件比较生疏。

当年入住过西贡泥涌，和Tiger结下这缘分的有孔捷生、项小吉、张伦、吕京华、程真等20多人，他也曾照顾入住上水金钱村的郑义、北明、高尔泰、浦小雨；以及入住元朗的刘刚。


匿藏4天 到中大再到巴黎   2009年5月10日


【明报专讯】六四屠杀后，柴玲与我在国内逃亡的近10个月，靠的全是一群萍水相逢的义气朋友。其中一人与「阿洪」情义深重，是两骀插刀的知交，他知道阿洪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便去找他。

「能不能帮个忙？」

「说吧。」

「帮两个朋友偷渡去香港。」

「是你的朋友，我就帮。究竟怎么回事？」

「六四的人。」

「行，你的朋友一定帮，更何因为六四。给我些时间，想好办法就去找你，也叫那两位朋友准备好随时动身。」

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20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他立即去找朋友。

我们是在最后阶段才给交到阿洪手中的，此前他全然不知要搭救的究竟是谁……阿洪的行为，凭的不是什么主义理念，完全是朋友间的义气……

这次行动一点不似预计的那么单纯，头一天便被迫将行程延迟、更改，中途又两遇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事后阿洪叹说，本来并不打算将我们藏到一个那么隐蔽的地方，幸亏当时一闪念，否则早就被发现了。

我和柴玲藏在里面，全不知情，本以为很快便能到香港，没想到在里面闷了3天还没动静……等到了香港，我们出来时一算时间，我们在里面整整呆了4天5夜、108小时……

到了香港，一出来阿洪便问我们接应的人在哪里。我说，我有他们的地址。阿洪听了楞了一下，随即就近找了一间咖啡吧，给我们点了热粥和叉烧包。老板向他挤挤眼﹕「哇！大圈客(港语﹕偷渡客)！」阿洪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叫我们赶快吃完就走。

照原定计划，阿洪只要将我们送到香港便完成任务，因此我将剩下的最后1000多元人民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带回去。阿洪手一推，说﹕「你以后可能还有很多困难，还是留覑吧；要不就捐给民运。」他分文不取。

阿洪很快便意识到我们和国内那些朋友对香港没有起码的了解，不明白这么一身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极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张口便会露馅。无论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得不「送佛送到西」，陪我们去找那名联络人。

买衣服换上 才敢乘巴士

阿洪先带我们去附近市场买衣服换上，然后才敢乘坐巴士地铁。一路上，阿洪买票问路，环顾左右，又让我们尽量沿路边不显眼的地方走。我心想，「嗨，都到香港了，怎么还这么紧张兮兮的？」找到那人住处，他正巧在。由于事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显得顾虑重重。

「唉，九七快到了，共产党眼看就要来，我还有一家老小啊。过去在中国，我家就是地主，现在又做反共的事，以后可怎么办哦？……」

阿洪一听话不投机，便连声道「打扰，对唔住！」便拉我们出门。

……阿洪决定不照原计划回中国，而护送我们到底。他提议我们直接去美国领事馆，但我担心就这么从大门进去，免不了生麻烦。当时身上除了那名「联络人」，没有别的地址，幸好还记得广场上有位香港同学的学校叫中文大学，这才乘了地铁、火车去投奔。

找到中文大学学生会，我们还不敢直报身分，自称是从天津逃出来的学生。还好，不太费力，我们很快便见到了广场上认识的那名香港同学，然后再与有关机构取得联络，以后的事，一切顺理成章，4月1日，我们便到了巴黎。

「岑建勋见到我们大喜过望」

……当岑建勋突然见到我们突然出现在香港，大喜过望，一面觉得我们就这么空手乘巴士、地铁到中文大学有些不可思议，一面直感叹﹕「你们至少节省了40万港纸！」后来据局内人言，有些六四人士走「地下通道」，一人花了40万元，皆来自港人私下捐款。

【节录自《天安门之争》封从德，大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文﹕封从德

张文光﹕生命好像特别联系了   2009年5月10日


【明报专讯】当年因为支联会的身分，张文光曾参与营救民运人士，但主要是负责联系政府部门，以及充当「友谊大使」探望在「度假屋」的战友。

虽已事隔近20年，但在那时那刻认识的这些人，张文光至今仍印象深刻。张文光说﹕「我有去过西贡泥涌，也有去过其他地点，好像高尔泰、郑义、北明、浦小雨，不是他们来香港，我们也没机会认识。当时做的事也很平常，例如和他们食饭，安抚他们的心情。」

张文光提及的，其实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好像高尔泰便是著名画家，张文光等人曾替高氏在大会堂举办「中国梦」画展，「我记得他的画很有意思，有一幅是画中国的，下面是万家灯火，但上空却是一道砖墙，原来大家是活在一个大牢中！」

张文光说，逃亡而来的民运人士即使背景不同，但有同一颗心，他们留港期间都会参与支联会活动，不过他们最辛苦是适应香港生活。幸好他们最后都成功离开，偶尔，张文光会在报章看到他们的消息，感受特别深，「始终如此机会下认识，生命好像特别联系了」。


后记——关于黄雀   2009年5月10日

【明报专讯】不少人将营救民运人士的行动称为「黄雀行动」，这是1991年演艺界人士岑建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灵机一触，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形容行动而得名。参与行动包括中共党政军人士、商人、走私客及黑社会背景人士，受助的包括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电视政论片《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等400多人。

不过今次访问，无论Tiger、朱耀明及张文光都对披露行动的内容设有底线，对「黄雀行动」只字不提，理由是涉事人不少仍处敏感位置，担心说得太多会影响他人。

在此透过张文光在《教协报》的文章概括「黄雀行动」﹕「严格来说，黄雀行动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行动，而是国内外无数支持八九民运的人，在民运镇压后的大搜捕中，激于义愤而自发进行的拯救运动。很多民运领袖，在漫长流亡岁月中，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人民掩护，最后安全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