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


为中共的“六四”暴行最常见的辩白是︰二十年前，没有中共老人党们做出开枪杀人的决定，中国就不可能出现随后二十年的社会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实现高速的增长；中国人的头颅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昂得如今这般高。这成了当今的北京执政者拒绝**“六四”屠杀向全国人民谢罪心底尚存的唯一在公开场合说得出口的理由；更是“六四后中国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们喋喋不休地维护现有政治格局的主要鼓噪；也是导致不少“六四”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中迷茫的一个重要原因。

假 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假如”-- “六四镇压”真的就是后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唯一原因，上述辩解的是否就真的那么理直气壮呢？其实人们可以向自己问几个常识性的问题来分清是非。例如︰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物质利益建立在数百数千的爱国青年们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这个民族的道德何在？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个群体的头颅需要依靠一个残暴的政权用机关枪去扫射和和用坦克去碾压自己的同胞之后才能在世界面前昂起来，在世人面前，甚至在他们的后代面前，这些头颅又价值几何？

其实这里不仅有政治道德和民族素质的问题，仅就“六四”与随后的高速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论，也并非如同为“六四”辩解的人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六四”与中国随 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时间上的确有前后顺序，但是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并不证明因果关系；更不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排他性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在一九九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得益于中国所处在的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等等。有意地忽略这些重要的因素，将经济的高速增长单纯地归结于“六四”的镇压，这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其实，我们只需要随便举出一些其他的反例便可知这种论点的的荒谬。例如，中国的邻居印度是一个民主大国，在那里既没有没有血腥镇压，也没有集权政府，但是其经济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实现了年均百分之七点五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这至少说明“六四”镇压并非一个大国增长的必要条件。

当然，要说“六四”镇压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没有关系，那也是站不住脚的。在我看来，“六四”是导致中国经济以“超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所指的“超高速度”是指一种超乎资源和环境所能容纳的限度的增长。这并不是我的发明。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接掌权力以后，便力主协调发展；同时在此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他们也曾三番五次地进行以压低增长速度为主要目的的宏观经济调控。这充分地说明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的“超高速度”是一个麻烦，也说明他们对这种“超高速度”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和硬著陆的担心。

其实这种“超高速度”源于政权的性质。这主要是因**“六四”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其调节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能力减弱。只有依赖“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个政权才能得以维持。一方面它需要日益腐败的政府官员们来维系这个政权的基础；而只有在以投资**驱动的“超高速度”经济增长中，这些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在利益分配格局越来越朝著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情况下，政府也只能依靠“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中所能获得的那部分额外的财政收入来在千疮百孔的社会结构中到处打补丁。否则，这个政权早已葬身于民众暴力抗争的怒海之中。

“六四”不仅是导致没有效益、难以持续的“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十分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遭受严重冲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和对未出口依存度过高。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消费不足是因，过度依赖出口是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国严重不均的分配制度︰老百姓消费不足是由于收入分配过低。大量的钱财集中于政府官员和与官员密切的企业主之手，而这些人在国内的消费已经到达了饱和。

中国经济的这种“六四结构”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表现得一目了然。仅以居民消费为例，在“六四”镇压之前的经济改革阶段，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基本平稳并略有上升︰一九七八年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七，而一九八八年则**百分之百分之五十一点一。“六四”镇压之后，这个比重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了二零零七年则达低达百分之三十五点四。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更是由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八下降到二零零七年的百分之九。虽然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这个下降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农村居民消费下降的速度则三倍于从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毋庸赘言，“六四”之后的所谓稳定和增长，正是以牺牲普通劳动者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