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


喜闻柴玲女士出席5月19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六四公民行”开幕式（见图），我作为一个年近8旬的老人，在遥远的东方说一声：久违了，柴玲！并补上一句：当年的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我支持妳！

我没有看过卡玛主导的影片《天安门》，也不了解柴玲的公司与《天安门》影片制作人存在什么法律纠纷。我能够想到的是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接受记者金培力和梁淑英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同学们可能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到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段内心独白，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面对着复杂局面所能想到的最真挚的回应。我揣摩着这段话的含义，思索着它的答案的真实性，不由得被它说服，我以为这位天安广场总指挥、23岁的女研究生说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道理。专制者对民众的暴虐屠戮是必然的，民众只能从被屠戮的血泊中认清专制者的罪恶，从麻木中惊醒。我对柴玲指出的这种残酷的现实逻辑表示认同！

从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示威游行，民间就向德先生发出邀请，盼望怹老人家降临中华大地，赐福中华民族。至1989已满70年，德先生一直杳如黄鹤，特别是1949至1989这40年，中国成千万人以自己的鲜血溅满大地，屠伯者却逍遥复逍遥，无辜者的鲜血依然不能震醒中华儿女齐心合力反抗专制暴政。所以，北京学生再次走上街头，示威，绝食，发出要民主的呼声，向德先生再次伸出企盼的双手。当学运转变为民运，上百万群众摇旗呐喊，呼吁民主时，当政者的屠城密谋却在加紧进行。此时此刻，柴玲一句“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说出了多年来她从现实生活中捕捉的一点体会，一句直观的见识，你无法否认这一见识的正确性。

柴玲发出这一警告仅仅6天，血腥的屠杀就震惊了全国、全世界。射杀群众用的是达姆弹，坦克追杀的是已从广场撤退的学生。“血流成河”是不夸张的。目击者说：“我到复兴医院现场看过，只见走廊的地上厚厚地积着一层血，踏上去粘糊糊的。用来运送病人的医用推车上也淤着一洼洼血。”（寸草：《“六四”杂忆》，博讯03.6.1）这场大屠杀是向人类道义的严重挑战，是对所有人权宣言的肆意亵渎，它暴露了专制者的狰狞，宣布了中共合法性的结束。

“六四”屠杀震醒了人们对中共霸道的认识，表现为告别中共、掀起退党风潮；参与八九示威、绝食者，大多是在追求制度的改善，经过“六四”屠戮，才醒悟到只有制度的整个转型才是出路，这是追求民主者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六四”屠杀还迫使统治集团分化：总书记赵紫阳拒绝与邓小平同流合污，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挂冠而去，张爱萍等七上将“六四”前呼吁避免动武，“六四”后拒绝约谈，38军军长徐勤先质疑动武的正确性而拒绝执行屠杀命令，戒严部队有些官兵哗变，将武器投入河中。“六四”屠杀使意识形态部门也发生剧变：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刊“痛心疾首”4字，表示对军事戒严的抗议；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李丹于6月4日以英语播出屠城真相，被BBC录音后重播，其文字形式得到广泛散发。民间机智地掩护被通缉者和其他异议者辗转流出海外，逃脱政权的迫害。所有这些，充分证实了柴玲所说以血的代价换得民心觉醒是一个沉痛的真理。

声势浩大、惊天动地、发出民众心声、堪称时代标志的八九学运、八九民运被“六四”的血腥屠杀残暴地镇压下去。痛定思痛，一张实力对比悬殊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政者在其政权已岌岌可危时，依靠“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的蛮横决心，依靠党政军头目赌咒发誓散布“军队入城不是针对学生”的谎言，调动5大军区10大集团军30万海陆空部队入京，向学生和市民狠下杀手。部队入京前不准看报，不准听广播，杜绝一切信息来源，再以“拉练”、“开荒”名义哄骗战士开拔，包围京城后以发生“暴乱”为名威胁战士卖命。各兵种部署呈相互制约之势，战士之间则纷纷成立“三帮一”小组，相互监督，以防意外。还设有单独行动的特殊小分队，将侦察的部队可疑动向及时向上汇报。如此，就构成一支被牢固控制而疯狂杀生的力量扑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即使如此，在北京市宣布戒严的10天内，市民以非凡的勇敢和诚挚的感情阻挠了部队进京计划的执行。只是在邓小平严厉规定清场时间并放手让部队遇到阻碍自行处置时，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才发生了。与中共的这支结构坚挺的钢铁实力相比，学生的实力、民众的实部力就显得微弱多了。学运和民运的自发性非常突出，像布朗运动一样，在互相碰撞中彼此激起难以休止的活跃。为什么绝食活动不断壮大，不仅绝食而且绝水，即使第三者劝解，晓以对身体的危害性也不为所动？因为中共执政40年造孽甚大，学生以此表示强迫其改正的决心。这种活动不需要刻意组织，乃民意使然。赵紫阳于亚银协会讲话发表后本是撤出广场的适当时机，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甚至愿作“人质”陪同学生返校，保证不会秋后算账，为什么学生撤不下来？因为中共多年来言而无信、翻云覆雨，学生不能相信当局诺言，这同样是民意使然。学生绝食不止、占领广场不撤，根源乃是政府在民众中已无信誉可言，又拿不出可以取得与民众妥协的真凭实据，自发性运动才无法收场：一旦开始，无法结束。这场自发性运动的致命弱点是：缺乏自己杰出的智慧代表。民主，要有自己的理论代言者，要有自已的运动筹划者，他们是运动随之俯仰的旗帜。在苏联，有萨哈罗夫，有索尔仁尼琴，有爱伦堡，有叶利钦。中国大陆有谁可以与之比拟？巴金、曹禺、老舍？顾准、李慎之？两厢比较，就可明显看出大陆在民主智慧方面相差甚远，乃至年青人柴玲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被迫提供一点儿理性认识，以应急需。还有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民主秩序的锻炼，所以，名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其实，指挥权是有限的，连广场上的绝食者都指挥不动，这么点指挥权还常被篡夺（北京市高自联在任期内换过182任主席）。这两大弱点说明大陆的民主基础非常薄弱，给专制暴政提供了施暴而无阻力的社会条件。专制者可以冠冕堂皇地高喊“平暴”而把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整个社会沉默无语，任凭宰割横行。这样，从实力对比看，一方太强，一方太弱，这就是学运与民运失利的根本性原因。

在检讨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柴玲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是平心静气的反思未尝不可。柴玲所说以血的代价换取民心觉醒，不应被理解为一次方程式，它应表现为多项目的复式方程，需要从反复进行中达到全民性的集中爆发――这样检讨不足之处不失为理性的磋商，平等的探讨。事实却非如此，反思成了意气之争，指责柴玲发表的言论是“歇斯底里”表现，认定柴玲对“六四”死难者负有“直接的道义”责任，柴玲曾说她想求生而广场学生只能等死则成了在为人道德方面对她百般鄙视的依据。仿佛是几个孩子玩过家家，突然翻脸，齐指一个女孩儿羞辱道：不要脸！什么时候这些当年英勇地走上反腐败、要民主行列的年青学子能够在生活的磨练中逐渐成熟起来呢？

谁也没说柴玲所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她的有些话表现了童稚的天真是必然的，抓住这些天真的表白大张挞伐不足以显示指责者的高明和睿智。柴玲一度想到南方发动联省自治以呼应这场欲罢不能的群众运动，借此为运动谋求一条新的出路，这种设想的危险性在于，她对中共专制统治之严酷十分缺乏感性认识，不了解中央对地方权力机构的严密控制状态，因而，稍有疏忽就会撞到网上。对这种因年青而缺乏社会知识产生的不切实际的构思，只宜摆事实，讲道理，不宜上来就是一顿乱棍敲打。对所有参加八九学运而负有指导责任的学生都应采取这种态度，如此才能不断积累走向民主之路的经验。

如果有机会读读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那篇题为《最后的话》的全文，就会了解，这位当时专攻儿童心理学、一心想与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过平静安详生话的女孩子，对于当时社会形势的把握是相当广泛和准确的。不妨举若干事例看看：

（1）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份权利，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同时，“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2）对话：“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的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而且监督他们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求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像中国的那些‘大一统’的黑暗统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

（3）反腐败：“官倒、反腐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

（4）绝食：“是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一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样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十二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萝，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我说，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当时确定“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就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绝食最初是不到一千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三千，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初具规模。”“政府在绝食第七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

（5）改革：“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那）种没有希望的，没有奔头的那种（境地）”。“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

（6）政府：“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7）个人抱负：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应该）靠知识救国”，“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祥的生活。”“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才能），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后来，“我参加运动始终是（凭着）一种良心”。在运动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我有责任用我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回力无天，我一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我感觉到特别累。”但是，“我想，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我坐在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但，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至于未来，“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这就是20年前23岁的柴玲在75分钟录音答问时所说的“最后的话”。她忠实地留下了天安门广场总指挥对国是、人生的思想脉胳，让后人知道在那场彪炳国史的伟大运动中一个学生领袖的胸怀和视野。环顾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的中国大陆的所有学府，能够找到当年柴玲的影子吗？思及此，我不禁为之痛彻心腑：中华大地，你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昂首探问夜空，繁星点点，默默无言。我只能遥望大洋彼岸的柴玲女士：祝妳晚年幸福！

（2009.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