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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见
【新世纪特稿2009年6月10日】今年“六四”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是研究高层决策与权力斗争的珍贵资料，吴仁华的新著对军方军事部署提供了具专业水准的分析，而学生们，以及社会各界的情况，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材料披露与分析。其中，笔者以为值得注意的有两人，一是李录，一是刘刚，而戴晴女士的新作，系列文章《玩儿政治的低手》，尽管相当尖刻，却启发人们把事情联系起来。
“六四”事变，除高层及军方之外，其余的，是一大群的很多的人。看戴女士的新作，感觉是，这一大群人中，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们，如赵紫阳手下的才俊，“郑（义）作家”那样期望的“庆典似的成功革命”的人们，以及运作议会政治（或曰“六二○”道路）的人们，都属于“玩儿政治的低手”，李录和刘刚除外的其他人，则是被政治“玩儿”了的人们。
那么，李录刘刚二人，是低手，还是高手？
对李录（李禄），封从德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李禄头脑清晰，才干出众，绝食不久，他“绝对信任了李禄”。陈小雅评论说，李禄是“天安门广场真正的中坚和灵魂”，而“现在已经清楚，如果说，在吾尔开希背后站着的是刘晓波的话，那么，在王丹与柴玲的背后，分别站着的就是王军涛和比他更年轻的李禄”，但是，“如此有能力的他始终没有被广场同学选举为总指挥，不能不说在那里的同学中，埋藏着一股制约的力量。对于注重秩序的作者［封从德］来说，这可能是一股不服从的力量，但对于追求民主的事业来说，它未必是坏事。”这样评价和评论，似乎还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梁京看来，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反应过了头，但“邓小平不能认错，因为认错就等于放弃权力。而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则告诉我们，李禄，这个权力游戏的天才，是影响学生与邓小平进行‘千年对决’的关键人物”。朱学渊则干脆说，“当年戴晴女士奔走于天安门广场，是不愿看到青年奸人李录（现为纽约证卷商人）将一群幼稚的学生置于老年恶人邓小平枪口下”。这样的评价和评论，就相当尖锐了。
刘刚，看来是李录的对手。王军涛说，“刘刚是个创造历史的人物，但是这一点并不容易被看清。初次见面，我就没看清。错过了一个机会，到那个伟大事件尘埃落定之后，我回顾和反思行动策略时，才发现这一点。”戴晴则说，他“是1980年代中国变革的观察者、思索者和‘民主运动’的防危补隙人”，在那些“低手们”玩得不得要领的时候，他“不得不走到了前台”，“拼尽全力协调各方人物，以将人群从广场撤离：撤是绝对的；怎么撤是技术性的；而且越快越好”。在戴晴眼里，这位刘刚大概不是“低手”，但他的计划未能如愿实现，因为柴玲在计划中的“宣布撤出方案”时变卦，反指刘刚等人的“撤离”意见并非“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致使“刘刚计划流产”。
戴晴告诉我们，柴玲如此行事，她后来解释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这就显得很神秘了。然而，以封从德“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当时的情况是，同学们多不知阎明复何许人也，对赵紫阳亦并不信赖，这时大家的主流思想还是‘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无论赵紫阳还是李鹏，大家只把他们当作中共官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本不抱任何希望”，则柴玲那样行事的逻辑，就更值得注意。
不过，戴晴对此的处理，却是将人们的视线拉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所言属实，那是因为，在‘5·27’那次讨论撤离的联席会议上，还有一个被否决的‘6月20日撤出’方案──此方案的要点在于：把民众留在广场，再多留20天，或许得以成为即将召开之人大的我方筹码。”
轻轻的一笔，事情成了这个样子：那个被否决的方案存在，因而柴玲“所言属实”──这样说来，她其实是在广场上当众复活了那个曾被否决的方案，而她的背后，不仅站着李录，还站着一个赵紫阳的手下，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人。
就这样，赵紫阳手下的才俊，运作“六二○”道路的人们，似乎也包括李录，看来都被戴女士归为“玩儿政治的低手”，说他们象毛泽东那样“为达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包括除了自己以外其他追随者的生命）”，但是，“玩得过凶蛮的老军头么？”至于刘刚，尽管遭到失败，却未必就是“低手”。
且不管这“低手”或“高手”的划分，这里的一个关节点，显然是假设“六二○”道路需要学生们在广场上坚持。
然而，实际上是否如此，却还不一定。
陈子明是设想议会政治的“六二○”道路的重要人物之一，以他的分析，“像刘刚那样的自1985年以来的学运‘老运动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激进分子’，恰恰是反对‘绝食’、‘占据广场’之类激烈行动的”，而“把‘绝食’、‘占据广场’作为学生的独家游戏，拒绝听从知识分子劝告，更拒绝与党内改革派配合的，恰恰是对于当局心存幻想的人”。陈子明指出，“五一三”之前，北高联的发起者刘刚（因为当时已经不是学生而没有参加领导机构）、北高联当时的常委和秘书长、学生对话团的常委都是反对把绝食当儿戏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反而被少数激烈分子夺走了运动的主导权。这样来看，则“六二○”道路的设想和运作，学生运动的压力无论多么重要，其形式是可以多样的，如游行示威，如组织罢课，而绝食和占据广场之类看上去激烈的行动，则是不能如儿戏般地实施的。
群众运动往往理性不足，以激情为动力，表现激进的人有很大机会占据主导地位，其不确定性很大，而街头运动尤其如此。倘若试图以群众运动推动议会政治，就应该避免突出街头运动，尽可能在群众运动中纳入理性因素。刘刚之所为，大体上就是如此，尽管他失败，他的道理是不错的，而以王军涛、陈子明的相关看法，可以看出他们思想上的一致。
这种“玩儿”法，还是玩不过那些老军头，是现实政治使然，不一定是玩法不对。象赫鲁晓夫那样，派飞机从全国各地接中央委员会成员来莫斯科开会，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因为苏联共产党即使经过斯大林的清洗和改造，其“程序政治”多少还保持了下来，而胡耀邦、赵紫阳即使身为中共总书记，也难以“程序政治”取代“潜规则”。人们只好对全国人大动脑筋，即使希望渺茫，事情却只有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起，不断经历失败也要反复再从头做起。高手也罢，低手也罢，都要老老实实地一步一步前进才行。
这些“玩家”的局限，在于他们很难公开地行动。“6月20日撤出”方案，或征集人大常委签名，都只是少数人在做，在默默地推进，一点点地开辟政治空间。
当然，也有公开的行动。戴女士以嘲讽的笔调描写“三所一会”及其声明，似乎他们的作为只是透露高层信息，局限于“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在她看来，似乎只有撤离广场是唯一的高招，再多走一步就沦为“低手”，导致“体制内改革派”与邓小平等元老公开决裂。但是，读一读当年那份声明，可以感觉到，这时“六二○”道路的运作已被戒严决策逼到了绝境，这是一次颇具绝望意味的公开抵抗，希望当然实在渺茫，其勇气则让人感叹。他们抢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公开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作出判断和选择”，公开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公开要求“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期的工作进行审议”，并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对这些体制内才俊而言，这可以视为政治上的自杀攻击。对他们当然可以批评，一味地嘲讽，就未免过分了。戴女士声称要“深究细剥离、有所反省”，当然不错，不过，对着企图移山的人们，帮个忙是应该的，提些批评建议也是应该的，若只是象智叟那样说风凉话，嘲笑那些“低手”们如同愚公“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就免了吧。
从邓小平讲话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再到戒严决策，实际上，敌视公民权利的中国共产党保守派，根本没有给民间民主力量什么空间。无论体制内或体制外，要寻求变革，要争取进步，就只有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这样来看，忽然想到，对李录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多作分析，未必就视为“青年奸人”吧。在“六四”那样的政治过程中，“玩儿政治”的各种玩法，今天正应该多多地推敲，有所发现则更好。
右起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在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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