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


【新世纪特稿2009年7月24日】人们一直在议论：当年赵紫阳如果象叶利钦那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举成功，岂不痛快！言罢颇为惋惜。其实，这是无根据的幻想，瞬间即逝的好梦。幻梦给人以安慰，却于现状无益。幻梦是虚假的，现状是真实的，还是回到真实中吧！

［一］

赵紫阳为什么不可能如叶利钦那样登高一呼？简单地说就是，人不可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每个人都生活于社会中，生活于社会关系中。人一降生就步入社会关系，从家庭关系开始，扩大为邻里关系、亲友关系、同学关系、工作关系、商业关系、文化关系、领导关系、党派关系、民事或刑事关系等等。诸种社会关系的网络构成完整的社会活动，整个社会就是依从这一网络的活动而运行，而变化。任何个人都不能超脱社会关系的制约而任意作为。在家庭关系中要遵守伦理道德的约束，在商业关系中要遵守价值规律的约束等等，否则，会因违反社会利益而受到不同形式的干涉。中共内部编织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网络，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处于中共关系网络的任何“点”都要按照有形的和无形的规则进行活动，这种制约关系不能随意突破，否则，会因违反党的最高原则而受到不同形式的纠正。在这一网络中，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形成相互制约关系，依据党内高层协议，邓与赵分别处于控制与辅佐的不同位置。“控制”，意味着邓的意志有决定作用；“辅佐”，意味着赵在邓的意志下有权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这种制约关系，彼此遵守不逾，构成中共专制体制的特殊形式。“特殊”在于，它不是高层第一把手说了算，而是隐居幕后的人说了算，形像化的比喻叫“垂帘听政”。这种制约关系决定了邓小平的专制特权不允许赵紫阳僭越“控制与辅佐”的位置。1989年民主运动，是“动乱”还是非“动乱”，是血腥镇压还是“在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解决问题”，赵在这一关键时刻由于突破邓的控制，才被废黜和软禁。尽管赵紫阳拒绝承认“支持动乱”、“分裂党”，尽管他指责剥夺他的总书记职位的非法性，尽管他抗议对他的软禁，尽管他回绝邓小平对他实施权力引诱，但是，不能不看到，如此反抗并没有挣脱中共的权力体系，他顺从了中共对他的处治。这样的赵紫阳不可能在1989年专制与民主进行生死搏斗时产生登高一呼的冲动，他不具备变更整体权力局势的动力，没有必要的思想渊源。“登高一呼”只是旁观者头脑中的幻想。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话别时，他慨叹“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作为退出政治舞台的遗言，这才是真实的赵紫阳。

中共另一大佬陈云与赵紫阳形成又一种相互制约关系。陈云的主张和政策设计对赵紫阳的施政是不容忽略的制约因素。陈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只同意给企业一定活动空间，俗称“鸟笼经济”思想。他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要管到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养猪也要规定任务，农产品的统、派购不能取消，还要加强；市场范围只限于不便实行计划控制的小商品生产。他不支持对外开放，反对成立特区，称之为“卖国”；1982年在陈云主持下，以反经济犯罪之名，事实上取消了广东、福建一带有关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在他看来，现在还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必然进行超经济的掠夺，这是他不支持对外开放、反对成立特区的理论支点。胡耀邦下台，他发动王震造声势，要把邓力群推上总书记之位。这些倾向说明陈云偏于保守，赶不上时代召唤。如何应对这一保守倾向是赵紫阳不能逃避的课题。尤其是，陈云与邓小平形成的分歧集中于：邓千方百计要把经济搞活，着眼于全国GDP翻番，陈则拘于传统观念，要求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为发展模式，构筑中国的经济框架。两人合作过一段后，终因缺乏共同语言，“谈不拢”，一度无法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赵紫阳处于两山夹缝中，要“左右逢源”是很难的。

位于赵紫阳身旁、俗称“左王”的邓力群、胡乔木也构成对赵的制约关系。这是邓小平的谋略：他在重用胡耀邦、赵紫阳同时，安排这么两个人时刻充当反面动态，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都是由于此二人在邓耳旁吹风搞起来的。不过，由于胡耀邦、赵紫阳善于抵制，使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均缩减了为害范围与时间。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的权力较量是中共内部错综复杂关系的核心。

陈云、邓力群、胡乔木在党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代表着革命资格老、传统观念深、信息渠道单一、缺乏进取精神的大批上中层党员。这些党员对各种维新举措具有本能的抗拒心态。要说服这样一股保守势力同意某种程度的弃旧图新之举是何等艰难，请回想一下农村破公立私的包产、包干制度的推行是何等曲折就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要有所作为，他应该具有怎样的智慧和胆识才能胜任啊！

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清规戒律，赵紫阳首先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投石问路，没有听到反对声音，继之拟出4条纲领性条文概括经济体制改革内涵：

1.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2.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3.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

4.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显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不过是虚晃一枪，“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才是关键，这是将经济逐步推向市场的渐进的过渡方针。赵紫阳的智慧表现为：“间接计划的部分”逐步扩大是“计划经济”的逐步改进过程，而“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则是市场经济的逐步扩大过程，两种量变的积累将引起全面实现市场经济的质变。这种由渐变逐步引起质变的设想是在传统观念“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包装下推出的，容易得到传统观念较深的当权者认同。果然，这个纲领得到邓小平和陈云同意，邓还要求在全党传达，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至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党的教规上就被废除了正统地位，赵紫阳的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中共是个专制政党，维护专制统治是它的中心任务，所以，由它来倡导在党内或在党外实施民主改革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如同有人声称自己准备挖个坑埋葬自己一样。但是，事物的异化规律证明，中共这个政治实体必然会异化出相反的思维和力量，与专制势力抗衡。这样的趋势，这样的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断，而且有或隐或显的事实在佐证。赵紫阳在1986年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纵论民主改革的思路就是一个实例。他陈述的中心思想就是：社会主义搞的是假民主，资本主义搞的是真民主。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他举例说：学生参加选举投票还没有菲律宾的投票兴趣大，学生选票上写希特勒，说明投票者在抗议选举不民主。他认为：“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为此，要抓两条：（1）“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群众的事情尽可能由群众参加管理”，实行自治。（2）要开辟政府与群众对话渠道，“必须与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应当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与政府对话的渠道”。这两条应该说是赵紫阳根据当时的条件争取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改革了。就是这样的温和改革的议论也引起邓小平的警惕，他告诫“不能迁就民主思潮”。所以，1987年7月8日中央五人领导小组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稿时，赵特别重申“民主问题不能回避。究竟怎么搞民主，要讲清楚。”直到1988年12月8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仍然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一边是邓小平喋喋不休地叫嚷反“自由化”，再加50年，一边是赵紫阳费尽心机地筹划民主改革，发出异议，形成中共两种施政思路的对立。其结果，是以“六四”大屠杀宣告对一切走向民主愿望的制裁！数十万大军成为邓小平屠戮民主的驯服而愚蠢的工具。在这样的蛮横而霸道的武装力量面前，赵紫阳怎么会产生登高一呼的愿望呢？

［二］

叶利钦为什么敢于登高一呼？简单地说就是，叶利钦自信有力量扭转当时的紧急和危险的局势。此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苏联的地方官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建设部长，也不是苏共的中央大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年，他在苏共二十八大的会上宣布退出苏共，与共产党一刀两段。他竞选人民代表（议员），在群众集会上热情宣传政见，在电视辩论中积极抨击时政，终于赢得选民爱戴，成为替人民立言的代表者。继而他竞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以57.3％的得票率胜出，成为俄罗斯联邦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名符其实的竞争，由选民直接认定的最高领导人。俄共有4人竞选总统，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16.9％6.8％3.7％3.4％，均被淘汰。这是一次民意的检阅。此时，登上坦克高呼的就是这位民选总统叶利钦(见图）。他拥有的民众支持，督促他登高一呼。

1991年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宣布，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包括总理、克格勃主席、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8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停止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职权。上午9点，数百辆装甲车涌入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领要道、广场，包围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克格勃部署其特种部队强攻议会大厦，要求逮捕叶利钦等11名主要领导人，就地正法。一场军事政变摆在眼前。叶利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政变调动的坦克群而登高一呼的。他在一辆坦克上大声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指出政变的违宪性质，呼吁公民予以回击。这种形势，这种时机，这种场合，这种气氛，足以显示他不顾生命危险而奋力一搏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勇”。

叶利钦并非逞个人之勇，他拥有群众的支持。“8·19”当天下午1点，议会大厦外聚集了响应叶利钦号召、保卫俄罗斯政权的数万群众，他们设置由混凝土块、卡车、重型设备充当的路障，由两万多人组成人墙，或站或坐或卧，还有人向政变部队喊话，吁请他们不要向同胞开火。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等地区煤矿工人响应叶利钦号召，决定无限期罢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70％地方政权表示拥护叶利钦，不支持政变当局。乌克兰与哈萨克两个共和国政权声明不实行紧急状态命令；波罗的海3国政权不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总统谴责政变。这样，政变当局刚一露头就显出孤立无援的窘境。他们控制的部队开始动摇。内务部的装甲部队冲向路障时被人墙挡住，在鲜活的生命面前，他们退却了。有些部队公然抗命，拒绝向市民开火。克格勃的特种部队武器先进、训练有素，攻击议会大厦本可一举定夺，但官兵一致抗命，进攻时间一再推迟，指挥官被叫去训斥，威胁以“军法审判”，仍然无效。

8月21日，当天凌晨死难的3名青年追悼会在广场举行，由牧师领祭，叶利钦参加，气氛悲壮。又传来海、空军不参与政变的消息，更增加了反政变力量的胜利信心。接着，苏联检察院公告，政变领导成员犯有国事罪，准备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国防部命令：从莫斯科撤走一切部队，取消宵禁。至此，政变失败已成定局。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自杀外，其余陆续被捕，仅仅折腾了3天的政变就此烟消云散。

叶利钦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一举扭转局势，极大地推动了民主转型的进程。（1）8月23日，叶利钦签署总统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同日，哈萨克、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5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或实行重要机构“非党化”。戈尔巴乔夫深感四面楚歌，大势已去，8月24日晚，被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5日苏共中央发表文告，请求苏联总统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允许苏共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善后事宜，但未能得到回应。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决定，停止苏共在苏联全境活动。根据这一决定，苏共所有机构被查封，银行帐户被冻结。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终结。（2）11月16日，叶利钦签署10项总统令，接管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中央重要财源；限令联盟中央约80个部委解散，削弱其政权势力；停止联盟中央意识形态部门活动，剪除其宣传鼓动力量。此时，联盟中央已经摇摇欲坠。12月7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由此表明苏联作为一个符合国际法要求的主权实体已不复存在。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彻底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底停止存在。12月25日，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核按钮从戈尔巴乔夫手中转到叶利钦手中。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命就此终结。从“8·19”政变开始，到苏共与苏联灭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多天时间，突变是在瞬间实现的。

这个突变是值得人们认真回味的。即使是研究克里姆林宫学的专家也不得不为突变之猛且速而惊谔。笔者这篇短文不能涉及如此深奥的学问。只是由叶利钦登高一呼而引起的变化想到中国人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个难得共识的话题是很费思索的。是否可以这样认识：两者相辅相成。俄罗斯社会进步形成的环境孕育了叶利钦这样的人，必定会产生叶利钦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叶利钦还是伊凡，总之会有这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出现，而叶利钦本人的抱负和胆识，他的特殊的个性和过人之处，又推动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创造了历史的特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历史产生的，这个严格的辩证规定是不容歪曲的。遵循这一规定考察历史与现实，就不会把俄罗斯与叶利钦硬拉到中国与赵紫阳身上，纠缠于如果赵紫阳也登高一呼。两个人依据的历史环境不同，两个人由不同的历史环境造就的视野不同，因此，两个人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历史作用也各异。此地此时此人与彼地彼时彼人，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设想让拒绝镇压学生的赵紫阳去做否定共产党统治的叶利钦呢？

（2009.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