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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刘宾雁与王蒙（右）1986年在上海金山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张伟国提供）
王蒙当文化部长时，我在文化部下属一家报社当编辑。一九八七年的秋天，他来报社视察，一群人拥着他到每个办公室跟大家见面、握手。那时他从日本回国不久，在东京时发表了对反自由化运动看法的谈话，说反自由化是为了更好的贯彻“双百”方针。这是什么逻辑呢？我一时不懂，只觉得，他更多地像官员而不是作家了。那时他的作品，不疼不痒的多，我的朋友阿是（笔名）写了一篇文章，说王蒙近来作品不乏聪明，但犀利减少，智慧暗淡了许多，他走不出“组织部大院”。他的一些打油诗就显得太油，比如：“谢谢你，三克油”。八九年“六四”之后，当年抢着发表王蒙作品的一些报刊，避之惟恐不及，王蒙鄙视地说道：“给你发表，是给你面子。”这是后话。八七年末，十三大召开，赵紫阳所作工作报告中，把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作为重点，一时相当鼓舞人心。王蒙在文化部作辅导报告，我们是听的录音。记得他讲市场经济时，用当天《文汇报》报道的某男青年因女朋友跟他分手而索要“感情损失费”来说明处处要钱并非市场经济，引得大家轰堂大笑。一场政治辅导报告，能让大家笑声不断，王蒙又好象变了回去，成了一个让大家高兴的会讲故事的作家了。以后在《人物》杂志上看到署名“方蕤”的文章，记述王蒙在新疆下放时，维族群众非常喜欢听他讲故事，就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了。
二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王蒙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人们不免一阵猜疑。因为所有正部长都出来慰问戒严部队，唯独没有王蒙，代表文化部出面的是副部长高占祥。有传闻说，王蒙已经下台了。但他终于没有出来看望解放军，据他自己说是“病重住院”，我的一个同学到友谊医院探望他的导师钟敬文先生，就碰见恰好也住在那里的王蒙。但是，不久他真的被免去部长职务，报上说，他早就多次提出辞出文化部长职务，他希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中央尊重他的意见，云云。不当部长容易，可是以当时的大气候，随心所欲地写作却不大可能。相当多的作家表示从此搁笔，认为写文章于世无补，于己有害。我当时已调到人民政协报当编辑，同行中最苦恼的就是约不到好稿子，不过苦恼之至，也就不再苦恼，反正那时报纸也没有人看。这时《文学遗产》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王蒙的《〈抄检大观园〉评说》一文，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许多人复印传阅，有的甚至说，王蒙“玩的就是心跳”啊，太大胆了，有“影射”的嫌疑啊！我记得王蒙在文章里的一句话：“通过自己的人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是小说家包括伟大而且客观如曹氏者很难抵挡的诱惑”，这篇文章写出了王蒙对封建社会弊端的深刻的认识，有多少是王蒙此时此刻的心思呢？是不是得益于他当部长的亲身体验呢？否则对官场的运作规律和人物的心理可能把握和解说得那么准确和细腻吗？其实，当时只要说点真话，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影射，是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1991年之后，王蒙因为小说《坚硬的稀粥》引出的官司，就足以证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把阿是的文章寄给他看，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时过境迁，阿是如果今天写评论，会怎样写呢？”于是，我如约到他家里采访。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王蒙。他表示对我编的副刊有兴趣，可能也并没有把我当作能够写出什么像样东西的记者，所以他谈得十分随意，轻松自如。
那天是一九九０年除夕。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家里读批判他的文章。（后来我给他拍一张照片，发表在我编的副刊上，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作家王蒙认为，贯彻‘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关键。图为王蒙在家阅读批判他的文章。”）我跟他谈起《〈抄检大观园〉评说》一文，他笑道：“想给我找麻烦的大有人在。但麻烦也很不好找。我不仅句句说的都是《红楼梦》，而且对凤姐、对平儿也有批评，并没有说‘鸽派’全是好的。我只能对文章本身负责，至于别人怎么去联想，我就管不着了。用邵燕祥的话说，老是把我党往坏处想往邪处想的人，就首先应该去举报自己。你为什么总有那种阴暗心理呢？”
我说六四以后，到底不是文革，现在一些批判文章没有人看。王蒙说，这些人哪会写文章，比起当年的姚文元都不知差到哪儿去了。他说：“姚文元文章，尽管他非常严酷，深文周纳，入人于罪，但他的立论总是站在高处，从大事着眼，语言相当丰富，他会大谈毛主席，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谈社会主义路线，谈世界革命的前途；可是现在的这些批判文章，好像是小孩打完架后向老师诉苦。现在的批判文章，就那么几家报刊互相转载，转载完了也就完了，谁看？只会给人扣帽子，还有满肚子的委屈，在那里倾诉。用青年人的话说，是没有找对感觉。虽然在扣帽子，而他们的潜意识里感觉到是被人所不齿的，被党所不齿，包括被上峰所不齿。所以他只会不断地为自己作辩护。所以我以为编一本《姚文元选集》很有必要，可以供他们学习。”
我问，“您怎么看现在的形势？会维持多久？”王蒙严肃地说：“会维持一段时间吧。大的形势很难说，但经济改革的态度始终还是比较坚决的。经济改革会带来扎扎实实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不会像意识形态，哗的一下，从一版到四版都是一个调子，过两年，忽地又是另一个调子。只要经济改革坚持不懈地搞下去，使人民生活有所提高，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还是会好起来的。六四以前不去说它了，六四以后，我曾经对形势估计更悲观，认为会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的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文艺方面，这实际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的感觉是不对的。那位代部长（指贺敬之）前不久一次讲话时甚至说到这个份儿上：‘说老实话，人们对我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者是相当孤立的。’形势怎么发展，还要看看。张承志有句话我很欣赏，他说：‘只有彻底悲观主义者才可能乐观。’彻底悲观，不抱幻想，否定一切，这样他们失望受到的打击就小一点，看事物就多少有点希望。”
谈到他的起居和写作情况，他只是说有许多人都觉得他不当部长而当作家更好，当然他有写不完的东西。时间嘛，天天在家，无案牍之劳形。他想起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这建议说应该设立一种“时间奖”，比如提前完成任务就奖你一个月的假，把金钱的奖励、物质的奖励变成时间的奖励。因为有些人不缺钱，他只需要时间去写书、游山玩水、看望亲戚朋友、疗养或办点家务事。他笑道：“我觉得由于我对国家卓越的贡献而得到了一等‘时间奖’。”
我们知道，王蒙还有一个“官衔”——中共中央委员。我问他十四大他还可能当中央委员吗？王蒙笑道：“误会该结束了。”
三
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的经济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好一些，王蒙也在1993年春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大会开幕前，找王蒙的记者和编辑多得不得了，他不得不在家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我是后来在他下榻的宾馆才见到他。
京丰宾馆大厅的一隅，有茂盛的热带植物和鲜花，小桥流水旁边摆了几张小沙发，茶几上备有清茶小碗。王蒙在这里见到我，一见面就开玩笑：“在这儿谈话真不错，不像楼上客房，进门就俩床，谈得亲热了，还有同性恋的嫌疑。”
我自然免不了问他当了委员的感想。他说：“对政协委员太尊重、太客气了。出门则警车开道，进门则立正敬礼。我以前也当过部长，也开过中央的会，都不如政协大会。我又听其他委员说，这样的礼遇只在大会期间才有，会议闭幕后，你上街也没人理你。看病、买火车票还得拚命去抢去挤。如果真是这样，还不如平时多一些理解和帮助，开会时表面文章尽可不必做。”
这次政协大会的文艺界小组讨论，王蒙的发言是人们关注点。他认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事业当然要以文化建设为中心。文艺界的分歧比较多，本是很正常的，文艺界的思想都一致了，反倒不正常了。可是有人故意把文艺界的分歧上纲上线，搞大批判，把文艺斗争变成政治斗争以求得自己的发展。他们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批倒一本书要比写出一本书的效益大。为什么姚文元当年有君临一切的魅力？他没有创作上的成就，没有理论上的建树，也没有翻译介绍的功绩，他的一切不就在于搞大批判么？所以《政府工作报告》中文艺部分的提法，突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我是很赞成的。”
王蒙又说，对《政府工作报告》他既是赞成的，但又不太满意。他指出：“《报告》说，提倡健康有益、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文艺作品。这只是对一般的大多数文艺作品而言的，但我们还应该有文艺精品，这些精品是几千年文明与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意义实在是不比奥运金牌的意义小。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大师和文化巨人，同时应该有尊重、保护和支持人才和精品的环境和气氛。由于建国以后几十年，年年运动，越是精品越是被打击，教训十分惨痛。所以如何在政策上和措施上来帮助最杰出的艺术家就成为很迫切的任务。”
也许是刚当上政协委员没几天，王蒙对提案还有些兴趣。他在政协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就写了５份提案。他不无遗憾地说，大会只发给他５张提案表，否则他要写１００份提案。他在《制定文艺基金会法》提案中写道：“一些文艺基金会由于无法可依，没有把国家拨款或社会赞助款项用在发展文艺上，甚至把这种基金会变成了打着文艺界旗号为少数人服务与自我服务的机构。应有基金会法，审查基金会账目，加强监督审计。”在《制定文艺社团法》提案中写道：“目前中国文联及所属一些协会践踏会章，把文艺社团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小衙门。应有文艺社团法，对不按会章办的文艺社团，限期整顿，逾期整顿无效者应予解散。”在《取消文联及各协会行政级别》提案中写道：“目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各协会，套用行政级别，丧失了群众团体的特色。一些工作人员争权夺利，封官许愿，变成了脱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小宗派、小团体。建议取消这种行政级别的套用，使这些群众团体成为真正按会章办事的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群众团体。”到底是当过文化部长，他对文艺界的弊病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我又和王蒙聊起他在3月13日《人民政协报·周末版》上发表的小小说《朝三暮四》。小说大意是，动物园里二百五十只猴子为分配一天七枚桃子闹得不亦乐乎，管理员侯老大的“朝三暮四”被侯老二的“朝五暮二”改革掉了，侯老三又提出“朝六暮一”，侯老四不服气，提出一大早把七枚桃子分下去，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结果有的猴子上午把七枚桃子吃光，下午又叫又闹，还抢别的猴子的桃子。侯老五于是领来一只老虎，平息了猴子们的骚乱。侯老五想出了向社会募捐桃子的办法，结果桃子富富有余，便设一小卖部，把游客捐赠的桃子再卖给游客。不久，因为经济上账目不清的问题，侯老五又被换掉了。
我又问：“这篇小说似乎和《坚硬的稀粥》一样，也是写改革，有没有人又提出影射的问题？”王蒙说：“这不是小平南巡讲话的生动体现吗？当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就应该注意廉政问题。七枚桃子怎么闹也只有七枚，能闹出什么名堂？内讧过了头，就会请来老虎吓唬吓唬，老虎也不能让它久呆，用完还要把它请回去，否则也会坏事儿。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一用极左的人的道理。从前有人别有用心地说我影射什么人，我还跟他讲讲道理。现在别人问我影射谁，我就说‘影射你’就行了。”说完，王蒙莞尔一笑。
四
一九九三年，用王蒙的话说，是他的“旅游黄金年”，世界各地请他讲学、休假的请柬络绎不绝，他就乘此机会周游了西欧、美国，年底又到了台湾。这时找王蒙就不那么容易了。不料在三味书屋的一次小型集会上又见到刚从美国回来的王蒙。为美国华裔女作家汤婷婷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汤婷婷是第二代移民，模样就象电影里的那个白毛女，她写的小说也多是反映她从未到过的旧中国。她不会说国语，只会说广东某乡下的土话，在座的没一个人听得懂，大家只好借助翻译用英语对谈。这时王蒙用英文说：“Cantonese is more difficult than English.”（广东话比英语更难。）大家都笑。王蒙接着对汤婷婷说：“我们共同的朋友索尔兹伯里先生（《长征：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生前曾严肃地告诫我，要我辞去文化部长职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我现在完全做到了他所希望的那样，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在座的几位美国作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会上张抗抗问汤婷婷是否读过陈若曦关于电影《喜福会》的评论？汤婷婷表示没读过。王蒙小声对张抗抗说：“你就别提这篇文章了。陈若曦批评的第二代移民作家中，就有汤婷婷。”细心又练达，这也是王蒙的特点吧。
五
我有机会再次见到王蒙是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的政协大会上。文艺界委员下榻于香山饭店，这是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杰作，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是一流的。
王蒙是小组召集人。第一天的小组会，王蒙主持，他的开场白是：“昨天大会开幕时，叶选平副主席说，这次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虽然我们每次都说是重要的，但叶副主席强调说，这次会议确实是很重要的。”大家笑了，发现这次会议出现了轻松的新气氛。
有一天清晨，王蒙吃完早餐，叫我跟他一起去散步。我们走出饭店大门，往静翠湖和双清别墅走去。这时天清气爽，山边还挂着一弯月亮，真是难得的清静。我就顺便问他有关做官的问题。我猜想平时他在文章里较少涉及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避讳呢？不料他却谈得兴致很高。
他直接了当地说：“我和我的社会角色之间相差不大。当官那一套我不是不会，我全会，甚至比专业当官的还行。可是我爱好的是文学和语言，我更喜欢和几个文人一起喝喝酒，说说笑话，骂骂人，刻薄几句。当部长就得老约束自己，特难受。一个人能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很多人就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比如有的作家其实不适合写作，可是他入了迷了，就完了，就像有人是官迷，他就迷这个，有什么法子？做官也有做官的基本规则，中国的政治有很多辩证法，不是死板不变的。毛泽东当年在发动运动时说：‘用心何其毒也’；‘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运动起来了，他又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的问题要过细，粗枝大叶是不行的’等等，他也要讲两面道理，做官也需要大度，小器、偏执、死铆就成不了气候。还有一种人，做了官，还不肯放弃他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影响，想在做官的同时，增添文化气息，就拚命往文化上靠，可是又不大像，结果漏洞百出。”
于是我问，像文联、作协这样的文艺机构的领导怎么当呢？既要懂文艺又要懂行政，哪里去找这样的“两栖动物”呢？王蒙笑说：“文联、作协是群众团体，在那儿当领导严格说就不是一个正经儿的‘官’，真要走仕途的人，不会到那儿去，真正的作家也不愿去管一二百个人，一二百万块钱。文联、作协领导最理想的人，应该是文艺圈子以外的人，但他又热爱文艺，锺情于文学，哪怕他是一个傻官儿。”说得大家都笑了。
我们又谈到任人唯亲等问题。王蒙说：“老百姓其实对任人唯亲还是理解的，毛主席的亲戚当个副部长，谁有意见？某某的秘书或司机提升了，大家也都见怪不怪。老百姓最不服的还是‘任人唯臭’：即重用那种在群众中很臭却对上级最忠诚的小人。”关于任人唯亲，韩非子也说过“在旁仅次于同床”这样有趣的话，可与王蒙所说相映照。
一九九六年二月，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前夕，我到王蒙家约稿。他对我谈起政协来，也有妙论。他说：“政协也是咱们的一绝，你说它没作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往里面钻。中国特色就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他们还是有点怪招儿，用这个方式把各行各业的人笼络起来了，俨然觉得自己人五人六的，车开往会场时，警察啪啪啪地敬礼，你也能得到政治上的虚荣，一种满足。至少你也不想再造他的反了。但又怕形成像外国议会那样分享权力或造成混乱。有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来分享他的权力。”
六
不少人常拿王蒙跟刘宾雁相比较，因而对他有所非议，甚至对政府给他的生活待遇，也讥讽有加。刘宾雁本人在他八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直率地批评王蒙等在“六四”以前的十年里，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没有更大胆地写出几部像样的作品。不过，每当听到对王蒙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心里都要为他辩护一番。我觉得，不能拿刘宾雁的标准来要求王蒙。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看望戒严部队这件事，让我不能忘怀吧。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王蒙以自己的行动，坚守住了为人的底线，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是有气节的表现。
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问王蒙为什么没有看望戒严部队？王蒙回答说：“因为我病了。”记者又问：“如果你没有病，会不会去？”他说：“病了就是病了，没病就是没病。那时病了，就只能按病了的情况处理。”记者也就没法再追问下去了。
前年回京，路过朝内小街，那里已是面目全非，不可辨识了。听说王蒙也属于“拆迁户”，早从朝内小街的平房小院搬到什么公寓了。这里所述，本应请王蒙本人过目，核实细节。但是，去国多年，我早已与王蒙失去了联系，后来没有更多关心王蒙的新动态，他出版的新书也没有顾上看，因此文中事实若有失误，责任完全在我，特此声明。
2009-06-04于温哥华
（刊载于《动向》杂志2009年7月号有删节，此处刊载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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