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


中国和印度在这个世纪的交往将改变世界。数千年来，这两大文明被西藏的高山间隔。除了1962年的短暂战争，两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重大的冲突。

不过，它们却通过商人和和尚，知道相互的存在。绕过西藏的旧丝绸之路长而艰辛，要经由陆路横越中亚和由水路经过南亚的半岛和群岛。

在19世纪的大博弈（Great Game）时期，英国和俄国都认为让西藏继续成为清朝中国的一部分，为它们之间提供缓冲地带，符合双方的利益。当中国人和印度人见面时，他们知道彼此都来自文明古国。印度总理曼莫汉星简明的指出，中印都大到对方不能抑制，世界之大却足以容纳中印两国。中国领导人也表示赞同。

两国的人口总和超过世界人口的1/3，将为本世纪的全球发展提供大量人才。聚集在硅谷的中国和印度人才预示了未来。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几十年如何相处将影响每一个人。两国如果能够和平共处，这会是亚洲的黄金时代。


西藏从障碍变成桥梁


西藏正从一个障碍变成把中国和印度联系起来的地区。既使在不久前，西藏也是难以进入的。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没有到过西藏。目前，有良好的公路联结西藏和新疆、青海、四川和云南。从青海的格尔木开往拉萨的铁路于3年前通车。这条全长超过1000公里和让人惊叹的铁路，有80％海拔超过4000 米，50％在冻土上。氧气被输入车厢里以帮助乘客适应稀薄的空气。这条铁路实现了一个100年的梦想。兴建铁路的建议首次提出时，许多外国工程师都认为是不可行的。铁路将从拉萨延伸到西藏的第二大城市日喀则，非常接近印度和尼泊尔边界。

从经济上来看，改善西藏和南亚间的公路和铁路联系有许多好处。拉萨和加尔各答之间的距离少过1000公里。事实上，中国已建议连接两地的铁路。印度政府可以理解地对太快的行动感到不安。1962年战争的伤痕在印度仍然记忆犹新。印度军队于1971年12月出动解放孟加拉时，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冬天的雪让中国军队不能通过山脉的通道进行干预。因此，海拔 4400米的乃堆拉山口（Nathu La Pass）边贸通道于2006年7月重新开放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开放的条件之一，是中国承认印度拥有锡金。过去1年，西藏的亚东到西孟加拉邦的西利古利， 铺设了数以百里计的光纤电缆，目前已经具备每秒20千兆位元的传输速率。

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在过去10年激增。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这还只是开始而已。或者这并不应该被看成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清朝中国在19世纪已经是英属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共同的经济利益正促进两国在双边和国际政治上的进一步合作。

文化上，双方也在更多领域有所接触。南亚最重要河流包括恒河（Ganges）及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源头都是西藏高原。冈仁波齐峰 （Mount Kailash）是许多宗教的圣地。印度教徒相信它是湿婆神（Shiva）的住所。一些印度朝圣者跋涉越过边界来朝拜。另外一些则飞到加德满都后再由陆路前往。为了这个地区的西藏，一个新的机场即将开放，因为海拔的关系，机场的跑道会特别长。人流已经大大增加。


佛教联系中国和印度


佛教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和印度连接起来。然而，中国目前的佛教徒却远比印度多。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从东亚前往比哈尔邦（Bihar）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佛教圣地朝圣的人流将暴涨。

顺应这个热潮，印度政府正复兴那烂陀大学为一所世俗和国际大学。那烂陀在第一个千年是一所伟大的学府，在鼎盛时期有1万名学生，许多来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包括著名的唐代僧人玄奘。事实上，那烂陀最重要的纪录来自中国。那烂陀在12世纪，大约是牛津大学创办的时候，被入侵的阿富汗人洗劫。两年前，印度政府成立了由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迪亚・森教授（Amartya Sen）为首的顾问团，领导重建大学的工作。这项计划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

当中印关系越来越密切时，西藏是个机会，也是个问题。经济的机会很明显，但快速的发展给西藏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使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变得复杂。

多年来，西藏文化和西藏佛教对高海拔严峻环境的挑战作出了回应，西藏人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精神信仰。然而，旧西藏的浪漫色彩不应该被渲染。它不是 香格里拉。它的政治经济是建立在寺院对乡村农奴的封建统治。就像不停转动的祈祷轮，这是一个内部和谐的生活方式，只要西藏同外界隔绝，或许就可以无休无止 的延续下去。

毛泽东的政府在1951年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保证北京不会强行改变西藏的封建政治经济。但中国的革命有它自身的动力。在1950年代中，土地改革已经在西藏外的西藏人居住地如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展开。寺院的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流浪者得到安顿，孩子也可以上学。

这些促成了1959年的西藏叛变。达赖喇嘛逃到已经有好些西藏流亡人士（居住在达兰萨拉）的印度，班禅喇嘛却留在中国在体制内奋斗，但却不是时常能够发挥作用。他在1962年写信给北京表达西藏人的不满。文化革命期间，西藏年轻人跟随国内其他地区的中国年轻人，到处进行破坏。之后，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寺院和庙宇获得修复或重建，而且往往比原来的状况还好，虽然一些珍贵的文物已经永远失去了。没有了土地和农奴，这些地方只能靠中国资助来维持。

唐朝文成公主于7世纪嫁给西藏国王松赞干布，开始了西藏和中国帝国随着王朝的兴起和灭亡，时起时落的千丝万缕关系。西藏和蒙古的的关系在元朝和清朝达到高峰。在明末和清初，蒙古王子为又称“黄顶”的格鲁派（达赖和班禅的派系）出面，让它成为在西藏居领导地位的派系。

因为宗教和政治领导自五世达赖喇嘛便结合在一起，喇嘛的任命往往需要皇帝的准许。在清朝的时候便是如此。这个做法延续到共和和共产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 政府在1940和1949年，分别批准了十四代达赖喇嘛（目前的达赖喇嘛）和十代班禅喇嘛的任命。今天，北京紫禁城的旧建筑还有清朝四大主要语言，即汉、满、蒙和藏语的刻字。

当西班牙征服者（Spanish conquistadores）同安第斯山印加人交锋时，一方很快便把另外一方消灭了。这四个种族的相互关系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印加人和西藏人一样，建立了适应高海拔的价值观和制度。


教育是迎接未来的关键


过去50年，因为西藏的战略重要性，中国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发展资源。西藏过去15年一直取得双位数的经济增长。社会指标如平均寿命也有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同汉人比较，西藏人却比较落后，尤其在经济表现上。这不应该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能在几十年里快速的改变。就像新加坡，住在同样环境里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团体，因为跟上环球化速度不同所自然产生的紧张，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必须认清和处理这些问题。“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s）会带来这种政策本身的问题。

教育明显的是迎接未来的关键。为想成为僧人的年轻男孩设定最低年龄，以便他们可以先有稳固的教育基础虽然是明智的，但还是被认为是太敏感。在拥有漂亮新校园的西藏大学，教职人员有2/3是西藏人。“平权行动”肯定会限制大学教职人员的数目和大学的扩张。因此，西藏学生被分配到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学和大学，这大概也是北京所要的。

不久前推出的经济刺激配套的部分措施，让农民获得可以收看10多个华语频道的卫星天碟。但要让一个守旧的社会跃入21世纪无疑是困难的。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信徒们依然对他使用过的东西如床和沙发俯拜。

现年74岁的达赖喇嘛，在最近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他的出生是为了完成某些工作，既然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在中国外转世是很“可想而知”的。许多人相信在 “中国外”指的是达旺县的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这是由印度控制但中国却声称拥有主权的西藏人居住地，所以将使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划分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北京当然会坚持喇嘛的任命必须得到它的许可的老规矩。

十一世班禅喇嘛快要成年了。当他被选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时，北京认同了但达赖喇嘛却没有。六个月前，在无锡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他让人意外的以英语发表演讲。

喇嘛的转世在今天还这么让人关注似乎有点奇怪。这大概反映了过去还有中印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展望未来，西藏的佛教必须适应改变。佛教在亚洲其他地方已经这么做并在许多国家得到复兴。西藏是正在改变世界的更大亚洲引人注目发展的一部分。

（作者为新加坡外交部长，他在今年8月前往西藏，是首位在去年3月14日暴动后访问西藏的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