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六四”平反问题，至少包含以下一些子问题：是否应该平反？是否需要平反？是否可能平反？何时才能平反？以及谁来平反、如何平反？对这些个问题，人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本文试作简要解析。

一、是否应该平反？

据调查，大多数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认为“六四”应该平反。大陆民意虽无从确知，但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大陆支持平反的比例应该高于港台。

民意之所以普遍要求平反，是因为人们大都认为，当年“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戒严”的决策在程序上是非法的，发源于错误定性和非法决策的对和平抗议民众的军事镇压更是反人道、反正义、反社会、反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政党犯罪和国家犯罪。总而言之，“六四”没有任何合法性、正当性可言。对于这桩政府暴行，除了翻案平反，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中共官方似乎并不这么认为。除了在措辞上有所软化，将“动乱”、“暴乱”改称“风波”、“事件”之外，中共对“六四”没有新的表述，高层态度亦未见大的变化。二十年来，对于当年“戒严”是否必要、“平暴”是否适度，对于“六四”暴力处置的正误、得失，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风波”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中共也没有作过真心诚意的检讨和反省（至少并没有公开作过这样的反省）。对那些被军队肆意杀害的市民、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属，中共从未表示过丝毫歉疚之情。相反，持续的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难道中共当局真的认为“六四”无反可平、根本不应该平反吗？

然而，表面的强硬掩盖不了内心的虚弱。“六四”之后，中共越来越流氓化、痞子化，错事敢做不敢认，坏事敢做不敢当。对于“六四”，他们似已失去正视历史的勇气，宁愿王顾左右、装聋作哑，耍无赖、扮失忆，揣着明白装糊涂。仿佛他们今天的不义富贵与当年的惊天惨案毫不相干。他们心虚胆怯、理屈词穷，心中有鬼、言词闪烁，再也不敢公开为当年镇压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作辩护。很明显，除了极少数脑残缺氧、神智不清者之外，中共高层其实也心知肚明。他们当然知道：“六四”是无从辩解的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失诺、残仁贼义、无道缺德。他们当然也知道：“党和国家”犯了重罪、负案在身，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历史，若拒不悔改、甚或怙恶不悛，终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们不敢面对“六四”，甚至害怕“64”这两个数目字。

对待“六四”，中共采取了一套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政策”：一是回避、二是淡化、三是封杀、四是遗忘。假装自己失忆，并强迫别人失忆。这套“政策”并非人为设计、明文公行，而是在“六四”后的尴尬处境中被动适应、逐渐定型。仅此即已说明，那场惨案没有胜利者，人民和政府都是输家，社会和国家都是受害者。“六四”对中国政治的损害是双向的，所造成的恐惧也是双向的。“六四”铸就了一条恐惧的锁链：民众恐惧于血腥暴政，而当局恐惧于真相与正义。“六四”之后，中国的状况大体如下：当局的表现越来越象隐姓埋名的逃犯，社会的反应则恰似被武装劫持的人质。

邓后中共领导层成员对“六四”究竟有没有新的想法，有哪些新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会愚蠢地认为“六四”办成了铁案，已经无可更改。否则，他们不会每到敏感时期仍旧那么惶恐紧张。对于邓后当局，我们必须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意识形态、专政机器、领袖意志，这些东西在中共政体中仍旧存在，但其作用与意义已与此前有所不同。与之相比，对利益的关切、对物欲的追逐－－甚至是赤裸裸的利益结盟，集群化、世袭化的利益联结，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基本构件。中共高层早已物是人非，三、四代决策班底多是些目光短浅、资历平庸、蝇营狗苟、患得患失之辈，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因循苟且、怕事惧变，投鼠忌器、因噎废食，宁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装无事。在这个高层圈子里，既不再有毛、邓那样老谋深算、胆大妄为的权谋高手，也不再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锐意进取、求仁取义的开明政治家。也许，正确的结论是：主动平反“六四”这件有着相当政治风险、需要巨大魄力和胆略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江、胡之辈们的政治想象力、心理承受力及其脆弱的“执政能力”。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并非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也并非所有的中共大佬都对“六四”持有同样的观点和态度。当年，军事镇压本来就在党内大有争议，中下层的党员干部大多数都曾同情学潮，事前不赞成动武的军中将帅、党国高官也大有人在。事后虽然人人噤声，但这只能表示党内被迫接受了既成事实，并不表示全党一致对“六四”由衷支持、毫无异议。蒋彦永大夫曾经透露，就连杨尚昆、陈云这些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元老也曾主张“六四”应该平反。因此，我们也不妨作另一个估计：除了“六四”屠杀的责任者、既得利益者和“六四”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者之外，中共党内必定也不乏赞成（或至少不反对）平反“六四”的人。之所以这些人尚未发声、党内尚未出现主张平反的舆论，大概是因为：第一，这些人感到力量不足、气氛不对、风向不利、时局不顺，平反尚无条件，不敢贸然发声；第二，这些人暂时被压服、被收买或被边缘化，失去了政治勇气，或者失去了影响力乃至发言权；第三，他们在等待时机，当党外的平反压力足够大，当国内外形势逼人的时候，这些党内人士必将起而呼应，成为“六四”平反的鼓吹者和支持者。

综合以上的分析，对于“六四”是否应该平反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人们内心的真实意见大体一致，都认为“六四”应该平反。中共当权派之所以惧怕“六四”、封杀“六四”，正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六四”应该平反，且迟早都会平反。应为而不敢为、不能为，乃是出于害怕后果、逃避责任、维护权力与利益的侥幸心理和患得患失的懦夫人格。

二、是否需要平反？

应该平反和需要平反是两个概念。有一些“异议人士”虽然强烈否定“六四”镇压，却认为“六四”并不需要平反。此类观点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有人认为平反是一种专制游戏，迫害－－平反－－再迫害－－再平反，这是专政体制的恶性循环。平反的主要价值是修复专制功能、重建政府形象、改善官民关系，而不是实现政治正义。是故，归根结底，“六四”平反只能服务于专制统治、有利于专制政府。所以，平反不是“六四”之所需，只有消灭专制、实现民主，才是对89运动参与者、受害者们最好的回应、真正的慰藉。

其二，也有人认为中共政府根本就没有平反“六四”的资格。因为中共是“六四”的当事人、作恶者，而不是合格的裁判者。而且，“六四”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冤假错案，平反这种轻描淡写的纠错方式对“六四”并不适宜。世上岂有杀人犯居高临下恩赐平反、受害者低声下气接受平反的道理？所以，我们不需要中共（或由中共所操纵的人大、法院等国家机构）为“六四”平反，平反的资格只能属于未来的、民选的中国政府，而中共作为一个有案在身的犯罪集团，它应该是被“甄别”、被“公审”、被“清算”的对象。在罪犯面前，指望平反是幼稚，等待平反是消极，请求平反是懦弱，接受平反是耻辱。

其三，还有人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在“历史”、“人民”、“未来”、“天理”（或“上帝”）那里，89民主运动感天动地，“人民”早已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而“历史”也终将做出正确的结论。民心如镜，天理昭昭，何需政府平反？此种观点似乎表明，只有“人民”和“历史”才是最公正、最可靠的终极裁判者，而政治上、法律意义上的平反并不必要，至少并不那么重要。

在笔者看来，以上几种不需要平反的观点或偏激、或迂阔，并不可取。大多数“六四”遇难者家属、89运动的参与者和陷狱者也不太认可上述观点。比如，令人尊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以来坚持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向中共呛声、向政府请愿，要求人大常委会调查“六四”真相，要求以国家的名义抚慰、赔偿“六四”受害者。

笔者认为，平反是一种正义机制，是一种行之久远、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政治正义机制，而并不单纯是专制政府的政治游戏，也不可能仅仅以维护政权、加强专制为目的。无论是在专制或民主政体之中，对冤假错案、国家犯罪实施政治平反，均有其不可替代的正面价值。我们甚至应该说，在专制政体中，因为缺少其他的正义机制，平反的正义价值反而要更高、更可贵一些。

所谓不需要平反或不需要中共平反的观点，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贬低了政治平反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政治与道德价值，简单地把平反的资格视为对专制政府权威的确认，二是将中共拟人化，也将“人民”、“历史”拟人化，混淆了国家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区别。

笔者坚持认为，“六四”需要平反，而且必须平反。而平反也只能由国家、由政府来完成。在中共倒台之前，平反当然应该由中共政府来完成。“人民”或“历史”并不是现实的平反者，人民的宣判、历史的裁决等等说法，在通常的意义上，那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我甚至认为，由中共政府来主持“六四”平反，比之未来的民选政府更有意义。因为中共执政集团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以平反这种方式得到救赎、得到新生。“六四”已经使中共失去了是非心和道德感，它的官场因而加速堕落，越来越痞子化、流氓化、黑恶化，俨然一副“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平反“六四”，通过真心谢罪、诚意赔偿，中共才有可能自我挽救，重新站到人之为人、党之为党的道德底线之上。否则，中共无药可救，而由一群流氓痞子所把持的一个偌大的国家，也断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

中国的政治转型既不可能绕开中共，也不可能撇下中共，必须将中共、它的官僚体系、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一同转化，并融入新的体制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转型将很难顺利实现，中国社会也很难获得持久的和平、安宁和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反“六四”既是受害者之所需、是社会正义之所需，也更是中共前途命运之所需。“六四”之所以需要平反，就在于平反的期待隐藏着如下愿望：平反“六四”或有可能成为中共政党转型、中国政体转型的绝好契机，从而成为一个政治新时代的确切起点。

三、是否可能平反？何时才能平反？

平反“六四”之应该与否、需要与否，主要着眼于公理、正义和法律，而可能与否，则主要立足于变化中的党情、民情、国情和世情。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知和判断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看法还在不断变化。

曾经有人预言，89之后三五年或邓死之后一两年“六四”就会平反。这些预言早已破产。最初，人们以为，中共要挽回因屠杀而流失的统治合法性，要化解民众敌意、应对国际制裁、修复党国功能、增强政权凝聚力、冲破因“六四”而凝固的政治僵局、重建人事洗牌后高层权力的新格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使得平反“六四”成为一个优先选项，甚至成为一张政治王牌。有的人甚至认为，在邓小平身后，中共政客们将会争着抢着为“六四”平反，因为谁占先谁得益，这是青史留名的伟大功勋，是四两拨千斤的权谋砝码，是得民心、顺士意的改革高招，是除旧布新、建功立业的政治捷径。如此名利双收、一本万利之事，中共大佬们竟何乐而不为呢？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使人们对“六四”平反充满信心。一是对毛语录“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深以为然，二是对“四五运动”两年后即获中共平反记忆犹新。总之，“六四”将很快平反的依据在当时似乎也很充分：一则理所应当，势在必行，二则史有前例，有规可循。

可惜，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如今，二十年了，岁月不饶人，平反仍然杳无音信。更加令人失望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六四”已经从国际政治中隐退，也正在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淡化。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封杀、遗忘“六四”的政策卓有成效，年轻一代甚至不知“六四”为何物。当年只是为了躲灾避祸，后来就变成了主动遗忘、自觉回避，把“六四”丢到脑后，这几乎成了政界、学界的惯常状态。在这个远离正义的犬儒社会，忘却，大概也不失为一剂安神麻醉、镇脑止痛的对症药方。有鉴于此，“六四”平反的乐观主义者们渐渐失去了耐心，或者，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观点。有人明确指出，“六四”不可能平反，尤其不可能由中共来平反。其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是说，中共的“本性”太坏，它坏到了极点，而且冥顽不灵，“本性”难改，永远也不可能为“六四”平反；

二是说，中共的能力太烂，而且越来越烂，以致烂到无法驾驭因平反所招致的政局变化，更无法吸纳因平反而重新活跃的党内外民主势力，所以，它也不敢为“六四”平反；

三是说，“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共的“政绩”相当骄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港台人民、甚至包括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从中受益，客观上都已成为“六四”血腥红利的分享者。中共经济改革有功、利益收买见效，将功补过，绰绰有余，所以，平反“六四”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四是说，“六四”造就了一批顽固不化的异议分子、民运分子、动乱分子，这些人是中共的死敌，以推翻政府为唯一使命，一旦“六四”平反，无异于放虎归山，中共必将步苏东波后尘，死路一条，亡党亡国，说不定还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六四”是中共的死穴，不平反可苟活，一平反必速死，中共绝不可能出此下策。

五是说，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主要决策者，又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今中共、以至未来的中共，都将是邓氏权威和邓氏路线的继承者，而平反“六四”有悖于为尊者讳的政治伦理，将会使邓的形象破产，也可能会使三十年的改革路线中断、改革业绩毁灭，从而动摇后继者权力和政策的根基。所以，“六四”不可能平反。

以上种种说法，有的来源于反对中共的方面，有的来源于维护中共的方面。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大多不能成立。说中共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本性”，这是文学性的说法，大概靠不住。说中共的能力很烂，这是事实，但平反“六四”或许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其能力。说中共改革发展有功，可以将功补过，姑且不论中国的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对谁有功，无论如何，经济发展与“六四”平反是无法替代的两码事。说异议、民运分子是中共的竞争者或反对者尚可，说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未免危言耸听。说平反“六四”会伤害邓小平甚至中断改革路线，其实不然，平反将会还原邓氏真实形象、修正路线政策偏差、促进社会公正、深化政治转型。

这些“不可能平反”的理由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仅以中共高层的意愿、能力、利害为依据，仿佛平反只是中共的独角戏、平反的关键只在乎中共高层能不能消除顾忌、能不能化害为利，而没有、或极少考虑到其他的社会力量，没有对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外部压力给予足够的重视。诚然，中共能否平反“六四”有赖于高层立场和态度的转变，而且，也需要一些党内斗争的条件，比如，要有合适的“替罪羊”（四五运动之得以迅速平反，其必要条件是毛当年死亡、权争失败者“四人帮”可充当“替罪羊”），如无“替罪羊”，平反将把中共当权派逼进死角。但更重要的条件，则是来自中共决策层外部的平反压力之大小。中共为什么至今拒绝平反“六四”？主要的原因在于：外部的平反压力尚不能有效汇聚，尚不能集中施加于中共中枢并迫使其改变立场，尚不足以克服由“六四”决策者（邓、李及其他元老）、“六四”遗产继承者（江、胡）、以及“六四”受益集团为平反所设置的层层阻力。严格说来，“六四”能否获得中共平反，并不取决于中共高层的意愿和能力，“六四”平反的动力源泉在于党外。当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平反呼声足够强大，大到当局再也无从抵御、无法拒绝、不能不为之所动的时候，平反就会到来。

笔者认为，二十年的国情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淡化了“六四”的现实影响，但是，89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抗议运动，因此，“六四”不可能湮灭，如不平反，它就是一枚不定时炸弹，长久埋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无论这件事情过去了多久，时间仍然站在“六四”受害者一边，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预测中共何时为“六四”平反很困难，高层换届、权力斗争、官民冲突等不可测控的政情变化会为平反的时机提供一些偶然因素，这是预测“六四”平反的变量。但总的说来，“六四”平反不仅可欲，也仍然是可能的。笔者始终相信“六四”会平反，无论如何也赖不掉、拖不过。我甚至以为，即使中共马上就要灰溜溜下台，出于倒台之后的利害计算，它大概也会在崩盘之前为“六四”平反。

200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