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彦臣


【新世纪特稿2009年12月29】由于通俗历史写作之故，我对晚清历史算是稍有研究。中华书局竖排繁体简装48册的《清史稿》，是不可或缺的书目。读到第38册上《文祥传》时，让我想到了《零八宪章》，想起了这个文件重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那个为此而失去自由但必将改写历史的伟大人物。

我没参与签署活动，也无意与晓波分担“罪责”，尽管我曾被反对刘晓波的“异议左翼”人士列为刘在笔会内的铁杆盟友，甚至在铁杆盟友中名列余杰之前。但是，非签署人的视角让我可以慢思细品，留下些文字为历史作证。此非牵强附会，而是学术比较范式内的必然收获。那么，究竟《清史稿》与《零八宪章》有什么样的比较关系呢？

依个人阅读经验而言，可品评者有两点：一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走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制度效率与制度伦理的关系至今未解，仍陷于体用之学的窠臼，因此，中国经济发达而社会濒于解构；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公共性大减，但是，在少数人那里，他们还是承接了传统的道义责任，而无须区分他们的体制内或外的生存身份。之于后者，我相信：《零八宪章》签署群体是传统知识分子道义情结的承担群体，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

《清史稿》里的文祥是高级贵族、朝廷重臣，也是洋务运动重要推动人之一。他虽然不如汉员李鸿章、张之洞有名，但作为满洲旗人，他的政治开放观点在当时却远远超过了李张诸汉族大员。用现在话说，他对普世价值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光绪元年（1875），他以新任武英殿大学士（正一品）兼军机大臣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给新君主（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写了一封密信。信中总结帝国国际关系的诸方面得失，尤以借鉴西方民主政治为恳切之言，他写道：

“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

这段话当中的“谋及卿士”与“谋及庶民”，是标准的本土化表达，它们来自儒家政治经典《尚书》。《尚书·洪范》当中，两个“谋及”的表达场景是西周开国君主武王向殷商遗老箕子请教政治学问。在这个历史学术背景下，来看文祥的政治民主主张，它是有强大的传统资源支持的。尽管晚清没有搞成民主政治，但是开明人士与高级知识分子当中确实有人认可了普世价值。文祥这位二十八岁考中进士的满洲贵族，认可并试图推行西方民政治时已经五十八岁，从政三十年。他的总结并非出于沽名钓誉的动机，而是三十年政治历程之反省。为了不致于引起巨大震动，他采取了密奏的形式。同时，他把民心向背与国际政治联起来，写道：“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

文祥的建言并未招来任何政治处分，慈禧仍然信用他，在第二年他逝世时，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公开表扬他“清正持躬，精忠谋国”并给予“入祀贤良祠”的高规格身后荣誉。

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历史为宗教的文化，读史鉴今总会给人以信仰的支持。我相信：倘使文祥地下有知，也会对《宪章》运动的参与者们抱以敬意，也会在更沉重的历史中与比他名声更著的历史巨人刘晓波会面。

文祥在历史留下青名，其原因之一端在于他的政治改革愿望，尽管仅仅是愿望而未得以实现。我相信：民国期间撰编清史稿的大家们对他是怀有无限崇敬心情的，尽管他是民国的“历史仇敌”家系中的一员。《清史稿》卷386、列传173的总结（即“论曰”）说：“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