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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一本超级畅销书《非常道》令众人眼前一亮，作者余世存从一个漂泊无定的自由撰稿人一举摇身为众人追捧的文化偶像；2007年，《常言道》在“气韵”上与《非常道》一脉相承，余世存的名字在人们头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光阴滑至2010年，余世存的新作《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于近日横空出世，这是怎样一本书？浸染着作者对历史、现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怎样的思考？日前，记者以新作《中国男》为媒专访了余世存。
41位“非常男”构成人物群像
书名“中国男”很有“新新人类”语言的风味，感觉很“潮”；而正文却洋溢着很浓的书卷文人气息，感觉反差很大。“这本书本来是当年给一家杂志写的关于‘男人’的专栏集，因为杂志发表的篇幅有限，编辑一直觉得有所抱歉，而且以为我在文字里的评介仍对读者和时代社会有益，故在去年建议我结集出书。编辑取这样的题目，我也认可。我本来就希望市场社会的读者能够对我们自家的文史哲、所谓的书卷气有所会心，有所熟悉。”余世存如是说。
与书名之“潮”相呼应的是《中国男》的写作体式，构成了本书“可读性”上的又一加分点。书中，余世存在书中用语言文字为读者们塑造了一组自晚清以来百年转型期里中国男人的群像，包括衰男、过男、牛男、悲男、寡男、畸男、怪男、觉男、神男……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但他们的命运遭际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共同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而他们各有偏重的性格里又隐约投射出一些相通的国民性。当人们的目光和思绪从这些姿态各异的“中国男”一一掠过，顿生亲切熟稔之感，这与司马迁《史记·列传》的笔法何其相似。
余世存已然用洋洋洒洒几万言绘制了中国近现代史上41位“非常人”的肖像，但他仍感“意犹未尽”。“这41种当然不能概括中国现代转型年代的所有非常人，比如那些极度从容的男人，那些极爱生活的男人，那些充分个体化的男人，书中就少有表现，非常人更多地是跟国家社会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从这种角度看，对转型年代而言，这本书中的人物也相当有代表性了。这些类型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男，原因无他，当代中国男人对自己和外界多缺乏担当。”
著名学者朱大可在读过此书后指出“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对此，余世存表示：“朱先生跟一些读者一样看到我对龚自珍的喜爱，我确实喜欢龚自珍，但我还不具有龚自珍那种对我们自家文化的把握和领悟。我跟一些朋友开玩笑说，给我十年时间，我可能能够超越龚自珍或苏东坡。”在定位自己的类型时余世存说自己算是一个真诚的男人，“这种真，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传承千秋万世的神圣家族，比如公子季札，比如陶渊明，比如龚自珍……”
“个人必须向他的时代交出答卷”
在《非常道》里，余世存“首创”了坚决不列示史料、观点出处的做法，这一风格在新作《中国男》里得到了保持。意图无他，唯“突破学术规范的藩篱、将作品与严肃刻板的史学研究区别开来”耳，书评人雪堂推测余世存的“似乎以此来表明他只写‘心史’，不问宏大叙事的思考理论。”
学者止庵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向来只管结果，不管动机。不过动机或思想，尽管不能用于对其行为做出评判，却有助于理解。前者面对‘如此’，后者则涉及‘何以如此’。理解既不等同于评判，更不能取代评判。”并指出“迄今所读到的历史都是‘结果史’，我希望能另有一部与之并行的‘人类动机史’。”对于止庵这种评判历史人物的方法，以及关照历史的角度，余世存表示极为认同：“他说的是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这当然是一种读解历史的方法。但是，我同时也觉得不能夸大这种方法，因为它容易滑入历史相对论中。任何人，无论他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有多么大的善意，他对历史使命有多么自觉，或说他有多么大的不得已，他必须理解和清楚自己的有限性，或说自己作为历史的中间物，只是历史借其书写的不自觉的文本而已。你看我虽然狂傲，但我不仅在社会面前会低头，也会在历史面前低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一得之见而将其放大到四海皆准的地步。”
“有人说我一不小心成了司马迁，在对人物的介绍中有自己可圈可点可传的爱憎。我虽然对司马迁有意见，但我仍同意他和孔子等人构成的个人历史写作传统，一种使乱臣贼子惧的个人史观在今天有特别的意义。我的史观尽管有唯物进化论的底色，但仍归属于这一伟大的传统，即在任何时世里，个人都不必寄望于未来或神往于过去，他必须面对他的时代交出答卷，他可以成就文明意义上的卓越或伟大。”余世存说。
古人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男》不仅折射出余世存作为史学研究者的史学观念，也寄予了他身为作者对作品以及读者的希望。“我也由衷地希望读者在我散乱的文字里读出这种对当下生存的参照，尤其希望读者们能够像我一样恢复自身的人生正义，并能够捍卫这种历史的正义。”
对话余世存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历史为书写背景和对象？因为“老花效应”——“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话的程度越高。”还是在这段历史中看到了很多当下的影子？
余世存：近代史的经验教训跟我们今天的个人和集体命运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但我们可以获得某种历史的自觉。我在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文学需要想象，我后来发现，文学的想象远比不上中国史。我研读近代史，也是为了给当代提供一面镜子和参照，尽管教科书或中西方的多种意识形态给了种种权威的评判，但一个社会或说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声音，都需要自己的心灵、头脑和精神去呼应自家的历史和先辈。我的工作多少近乎这种需要。
记者：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前人解读和书写过的，即使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是从某个角度、立场出发关照事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或多或少的带有个人“创作”成分，您怎样看待“历史真相”这种说法？
余世存：我同意任何历史叙事都带有个人创作的成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历史真相也是我们都可以认知的，那就是，参与历史叙事的人越多，我们越能接近真相。如果只有一人、一家机构、一种意识形态来叙述历史，那就是对历史的遮蔽。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历史的研读、思考和写作中来，从而接近、还原历史真相，给我们当下的生活以有效的借鉴。
记者：您曾说，“先行者是有担当、有忍让、有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志的。先行者决不会争论谁更正确，更不会批评同行者是否纯洁得百分之百。清洗队伍，是流血的革命党的做法。但文人显然不应是革命者。”那么您认为文人的本分或者说职责是什么？
余世存：文人的本分当然是想象，为社会提供美的、善的和真的知识产品。
安守孤独
不甘寂寞
对史书的研读和史书的编撰来说，北京无疑是座浩大的“资料库”。作为以一部中国现代史为底色和对象的著述，《中国男》“不走寻常路”，余世存的写作姿态也带有超凡的意味。他没有“安分”在北京这个喧嚣的“故纸堆”里，而是选择了任性的“出逃”。
余世存在世外桃源般的云南大理无限贴近大自然，身心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淡远和宁谧之中。“我去云南确实是为了逃离日益加剧的都市化，但世界是平的，在那里生活并不妨碍我的思考和写作。在云南最大的收获是对人生自然、历史、宇宙的把握，我觉得在这种时空的多维秩序里生活比较踏实，它使我感觉身心的圆润自足。”孤独是无应和的朋友，寂寞则是身心有所依附而不得，在大理一年多的沉静、思索和写作中，余世存孤独而不寂寞。“
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寂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孤独”，笔者更愿意以“姿态”定义之，直逼思想和灵魂的深处：“寂寞”则是一种“状态”，指向显性的生活态势和情感的体悟。余世存的安于孤独是一种对自我的坚守，而他出逃大理则为不甘寂寞之举，是一种对自我的解救，亦是一种犒赏。
读史即是读人，读《中国男》即是读余世存。
当下知识分子很多患有“时代病”
历史是宏大而浩渺的，历史中人却具体可感，在《中国男》中，余世存将对历史的研读着陆在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身上。《中国男》是一部以近百年来中国男性为书写对象的书，虽然他们“形态各异”却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文人或说知识分子。有人或以“圣人篇”追述的乞丐武训为反例，武训出身寒微、目不识丁，有着“为文人”的强烈愿望却没有“为文人”的可能，然而他却能终其一生行乞克己以捐资兴学。因此，他虽在世俗身份和认可上与文人“绝缘”却在精神的至高境界上无限“抵达”。
以这些人作为书写对象，无疑体现着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余世存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自省。本书之所以落脚于“男”身上，未必是作者真的以性别为出发点，而是历史把包括受教育和演说在内的众多权利独独赋予了男性。前不久，南京的大学教授马晓海“聚众淫乱”一案在全国轰动极大，李银河通过人大和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提案：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一时间舆论哗然。余世存对于这一事件未表态度，但对李银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著名学者的言行给予了极大认可，“我觉得李银河很了不起。”
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等等。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也多少患有这样那样的病症，在心理上同样并不健康。“当代的知识分子在心智上是极不成熟的。大家不是营养不良的问题，而是在人生的诸多关系上的自负和污染。有真学问真思想的人不多，大家都是有文化而没有精神，有知识而没有灵魂，有情怀而没有担当。在跟自己的关系中，人们的幸福感不高，反而多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矫情或说悲壮感；在跟亲友同胞的关系中，人们也缺一种平等的心态；在跟物质世界的关系中，人们很少有坦然、底气十足的心态；在跟自然的关系中，人们几乎无睱顾及山川自然，人们无意也很少投入到去亲近熟悉大自然的生活中；在跟人世的超验体验关系中，人们要么存而不论，要么把信仰形式宗教当作一种资本进行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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