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参加人数达十五万（警方估计有十一万多，已是多年来与大会公布人数最接近的一次），平了1990年的纪录，人数之多远超乎各界的意料。到底，这个数字给北京和港府一个什么讯息？


谁为晚会推波助澜?


让我们先回顾历年来的六四晚会，就可知道今年出席人数有多不寻常。据每年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简称）公布的数字，六四事年翌年（即1990年）参加集会人数有十五万人，1991年有十万人，十周年（1999年）有七万人，十五周年（2004年）有八万二千人，至去年二十周年则有二十万。而不落入五或十周年的年份，则有四至五万人不等，而这批人，就是支联会烛光晚会出席者的“基本盘”。

但今年与往年不同，今年并非“敏感之年”，而一些亲北京人士也许吸取了去年的教训，没有出来质疑六四屠城的真相惹起民愤，加上扰攘多时的政改方案早已抢去不少视线，理应不会令六四集会人数飙升。

不过，北京和港府每年都会以不同方法试水温，而今年，各界也猜测，食物及环境卫生署（下称食环署）和香港警方，就充当了试水温的“炮灰”。他们引用《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以支联会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摆放两尊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没领取临时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为由，上演一幕“强抢民女”，没收展品，并带走多名支联会成员。

庄严的悼念活动，被当局视为“公众娱乐”，是对六四事件的侮辱。事实上，当局过往亦未曾禁止支联会在公共地方摆放六四展品，食环署亦不曾主动处理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但如今政府忽然执法，甚至要求支联会承认违法才发还展品，此举无疑违背法治精神。即使警方最后见形势不妙而无条件发还展品，亦难免令人猜测背后有非常高层的人在发出某些讯息。

更为火上加油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以“政治中立”为由，拒绝在校园内安置民主女神像，引起中大教职员、学生和旧生不满，令六四议题再度升温。


“后公投”意识萌芽


六四事件是一国两制的寒暑表，而六四集会就是香港人对民主自由追求的表达方式。也许政府以为五月时的公投运动投票率低，就自以为掌握民情，代表民意，结果事与愿违。

两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走出来发声的，并不再只是那四至五万的基本盘，而是在近几年间，透过网络看到社会不公义而凝聚起来的年轻人。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林天悟就称之为“后公投”现象。即使特区政府将六四前刚结束的公投运动投票率看成“不得民心”、学者认为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之际，不能忽略的是，在公投运动中，有接近四分之一投票者（超过十三万人）是三十岁以下人士。而他们也许就是今年六四集会中走出来、不再沉默的新面孔。

的确，过去被视为“老饼”活动（没有朝气的活动）的六四晚会，今年多了很多新血，甚至有年轻人打住“九十后也来了”的旗帜参加晚会。他们没有政党社团等要长期参与的包袱，就算去集会也不是因为支联会的号召，而是把六四集会视为七一游行以外的最大平台，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而这个政府，已不限于年年被喊要结束一党专政的北京政府，还包括香港特区政府。


从悼念晚会到普选游击战


如果笔者的观察正确，六四晚会的烛光已非仅止悼念廿一年前的惨案，支联会过去几年希望把六四烛光晚会与内地维权人士的志业连成一线，但烛光晚会的参加者，亦把烛光与本地向中央的维权，特别是争取双普选的诉求连成一线。

六四后的周末，行政长官曾荫权的管治班子上街宣传“是时候起锚”的政改方案，务求与民众对话。特首、司长和局长们兵分三路宣传，甚至要声东击西来引开抗议人士，但所到之处仍遇上大批示威者冲击。他们有的是激进泛民社民连(“社会民主联机”的简称)的支持者，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而一呼百应的人，是由拆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等事件中渐渐成形的“critical mass”，而他们所要守护的，已不再是历史建筑和传统生活方式，而是更高的价值和权利。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郑耀棠认为，没收民主女神像与参加六四晚会人数创新高并无关系。也许他是正确的，君不见对政府的不满已经由维园漫延至高官推销政改的街头吗？廿一年前北京天安门争取民主的呼声，与今日香港争取普选市民的心声遥遥呼应，这才是令当局感到头痛甚至害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