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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今年六四21周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宣布6月22日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不同来源的李鹏日记电子版，引起公众极大关注。本刊许多朋友都下载阅读这本奇书。公认为李鹏此书有其特别的史料价值，提供不少官方角度的内部资讯。出版人鲍朴亦表示此书作者的真实性可信，读者可以公评。不料出版社18日突发声明，称因版权问题，此书出版已取消。本刊获悉，中共高层对李鹏日记在香港出版极为紧张，委习近平找李鹏谈话，决定紧急叫停，坚决阻止该书在港出版。鉴于广泛流传的电子版并无可疑，事关举世瞩目的六四真相，我们特请几位对六四事件素有研究的作者撰述评论，供读者参阅。
●李鹏日记最大的看点是披露北京学潮期间中共高层严格保密二十年的五一九决策会议的内幕，邓小平发表杀气腾腾的六点指示。存疑的是李鹏是不是泄漏党国重大机密？
《李鹏六四日记》即将出版引起我极大的好奇，除了职业性的关注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李鹏是中共保守传统的继承人、六四事件的反派主角，他的书竟然被禁，而且拿到香港来出版，他究竟有何「苦衷」，也成为被禁言的对象？二是李鹏这本书的出版者，在香港有不少的选择，亲中、亲共、亲李鹏的出版社何止几家？怎么偏偏选中和他势不两立的鲍彤之子主持的新世纪出版社？该社去年成功出版赵紫阳回忆录，那是顺理成章之事，出李鹏之书便会令人诧异而费解。
到今天，书尚未出版，网上却已全文疯传，有人给了我两个电子版。收阅之余，发现圈中老友也都在浏览和琢磨这本「奇书」。
李鹏日记可视为一种内部文件
在评说之前，应该说说日记。日记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最大特征是私密性，即日记所载并非为了出版，公之于众，而是一种私人的记录，包括儒家所谓「慎独」「吾日三省吾身」的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形式。以中国而论，这方面最出众者有曾国藩日记和蒋介石日记，（鲁迅日记则有流水帐之感），一般人日记常是个人情绪发泄之地。但其隐私性皆同，前列曾蒋鲁日记都是死后很多年才予以公开。
在言禁恐怖的的共产中国，日记的命运，在文革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不少人偷偷毁掉心爱的日记，被查抄而因日记文字罹难获罪者不计其数。因此，七十年代起迄今，具自省的良好文风的记日记者已十分罕见，从政者与异见者，更是视日记为自留证据而不敢妄为。可供一笑者，只有若干贪官的性爱日记一类......因此，李鹏日记的出现颇为异行。
李鹏是个日记爱好者。从二○○三年起，他已出版三峡日记，核电日记、电力日记、人大日记、经济日记、外事日记六种，一年一册，报导说赚了不少钱，但外界反应，都是些官样文章，既无政治内幕，也无个人私密。因此，其日记已完全脱离正统日记的性质，不过是逐日记录的另类官样文书而已，了无可读性。看过这本六四日记之后，仍然不脱上述感觉，全书不出「政治正确」框架，毫无笔墨趣味与人性流露，是一部党性十足的李鹏日记。
这部日记的价值也就应该另看──在于其史料之上，视其为中共一种内部文件可也。
《李鹏六四日记》十五万字，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止，共七十一日。平均每日约二千二百字。书中将每日文字分两类字体，日记正文以黑体字标示。估计每篇约三百字。换言之，此书真正属于「当日记录」的文字，约为二万字，其余八成多文字不是日记，而是事后根据其他材料补记，凑足全书。李鹏在前言中提到参考工作记录、有关文献及新闻报导写成，后记中也提到有人「提供资料」和「进行编审」──可以断言，本书之写成，乃是李鹏利用了相当的官方资源。
出版人暗示未取得作者的授权
这样，我们便可以将此书放在官方、准官方层面，去考察其真实性。出版人鲍朴的「出版前言」中着重说明的也是这本「来历不明确」的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首要问题」。
前言交待了一些出版背景：一、获得书稿是在赵紫阳回忆录出版之后；二、来源是有人通过仲介转交此书复印稿本；三、书稿与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内容高度吻合；四、本书稿与亚洲周刊前此透露的三十万字不合；仅十四万八千字；五、书稿内容高度一致，写作目的明确，与当事人身份完全符合，与可靠的公开史料高度吻合，大大降低了作伪的可能性；六、以李鹏见学生一节，说明中共「删改历史，尚属常态」。存疑处，请读者自行判断。
前言特别声明「版权的合法权益应归属作者本人」。鲍朴亦对记者表示，要和李鹏联络，要向李鹏支付版税。但并未提到此书在香港出版是否得到李鹏的授权（直接或间接）。因此，不少人在期待李鹏或其家人对此书在香港出版后的反应。有友人问到，李鹏可否学赫鲁晓夫当年对西方出版其回忆录那样发表声明一口否认，并谴责出版者？也有人估计李鹏将会装聋作哑。事实上，他的书稿既已早发送几位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见前言），本刊上期北京消息亦报导李鹏六四日记已「内部公开」，那么拿到书稿并非难事。「成人之美」也就成为今年六四纪念日的一段佳话。
李鹏六四日记具有史料性价值
基于出版社上述表述，李鹏六四日记在史料上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应予肯定，据看过电子版的行家反映，也都认为应是李鹏所作，当然不排除某些情节上的存疑。这也是笔者读过电子版后的感觉。
必须指出的是，李鹏日记的出版，在客观上弥补了「六四研究」的一块不足。八九年夏季，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动荡，结构上可分三大部组成，一是学生民主运动、二是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三是邓小平李鹏为首的顽固派。二十年来，前两部份已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证言，学运方面有封从德、吴仁华、张万舒、丁子霖、陈小雅、包遵信、张伟国、高瑜等人的着作，改革派方面有赵紫阳、宗凤鸣、杜导正等的着作，都从不同的角度与深度充实了事件的见证材料，惟有邓李顽固派，只出版了官方立场的一些宣传品，其特征是缺乏对事件内幕情节的个人描述。李鹏这样比较详细地记录逐日的高层活动，不论他出于何种用心，在中共高层没有第二人。由于李鹏在六四事件的特殊位置，很难设想今后还会有更重要的官方内幕披露（当年五常委除赵李外，尚有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他们二十年守口如瓶）。
五一九高层秘密会议内幕曝光
五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在邓小平家召开的高层秘密会议，迄今二十年，所有研究六四的出版物都没有提到此事。只有赵紫阳回忆录第一部份第五节提到﹕
「二十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有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还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赵显然是事后有人透露给他这个消息，可能隔了一段时间，故会议时间弄错为二十日，内容更不可能准确。而赵书的编者也未加注释与更正，可见此会之保密极为严格。但李鹏日记对此会作出第一手的记录。我认为，这是李鹏日记中最有价值的部份（见本期页）。
这个会议的要害，不只是为赵所指不够格是政治局常委会议（五常委缺其二），「不能说是合法的」，更主要是其内容的极端重要与极为隐密。李鹏披露会上邓小平的六点意见，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独裁自白，毛的独霸史上，也找不到一篇如此集中而强烈的记录。
邓的六点毫无掩饰地暴露了对学潮和党内分歧的武断裁决。包括：
一、将六四动乱定性提升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表面上是李鹏和赵紫阳，其实是他和赵。这显示邓口口声声骂动乱会导致文革再现，其实他还是满脑子文革思维，两个司令部是毛文革反刘邓时的用词，极为荒谬夸张。
二、坐实了邓对赵戈谈话的愤恨，指赵有意要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可以想见其咬牙切齿之状，亦证实我们对赵「抛邓」事件引致翻盘后果的分析并不过份。
三、承认以「戒严」处理学潮是他的决策，并扬言需「准备流点血」，要使用「杀伤性武器」，不能自捆手脚。还要「开名单逮捕人」。这是对「邓小平下令杀人」的不打自招。
四、承认他选胡赵两接班人，都选错了。对赵有全盘否定之意，说「赵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声称「改革旗帜要由我们来举」，此话有个人崇拜的暗示。这是对赵完全不顾事实的指控。
五、对新人事的指示。当场敲定江泽民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布置政治局中央全会怎样开，指鲍彤要隔离──一副一言九鼎的派头，目中无人，党规党法玩弄于掌上。
李鹏是否泄漏党的核心机密？
凭这五点，可谓真相大白！中共对八九学潮的主要决策尽在其中（西方学者对中共的决策方式很有兴趣，孜孜不倦以求。请不要忘了读读这篇李鹏对五一九秘密高层会议的记录）。邓小平这个曾经屈服于前暴君毛的淫威之下的新暴君的性格已展现无余：昏庸、武断、粗鄙、不怕流血、无法无天。赵说此会「非法」，他们没有给会议一个名称，是一个见不得人的「黑会」，但却是一个拥有老人政治绝对权威的会议。这是中共二十年不敢予以公开的原因。
这次会议时间值得留意：在五月十九日上午，当晚就举行戒严大会。这是从「五一六」赵戈会之后，政局急剧转变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也是整个八九学潮中最重要的环节。
现在存疑的是，这个涉及中共六四决策「核心机密」的会议内幕，李鹏何以敢于公开？是否泄密行为？高层不允许出版，是否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但是，以李鹏那样的人物，他绝对知道哪些可写，哪些不可写，他忠党一世，不可能如此轻率地违反保密纪律（虽未出版，他已分送多人征求意见）。
在有待于观察的同时，我们可以将问题连接到当前对李鹏日记的一个普遍性的解读上﹕他借此洗脱或淡化在六四镇压中的罪责。甚至有人在网上说，赵见戈尔巴乔夫「抛邓」，李鹏出版日记又一次「抛邓」。他们从不同角度把邓摆上历史罪人的台面。诚然，如五一九密会的披露，客观上是为邓在耻辱柱上加了一颗大铆钉。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书中描述一些「鲜为人知」的机要情节，都属于张扬性质，而非揭露性质。
关于「四二三邓小平密令」之疑
很多人都留意到李鹏日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和赵的尖锐分歧，势不两立而毫无讳言之意。其实，在专制和自由，独裁与民主之间早已如此，我们揭露和谴责的，往往正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事。毛自称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之类的混帐话一大箩筐。邓依然如此，「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李鹏为什么要推卸六四的罪责？何况，从没有人将开枪的责任安在他头上。
还有一例可为补充。在原拟出版的书中，有吴国光先生写的一篇二万字〈导言〉，其中提出一个「事关重大」的质疑，大胆假定李鹏日记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四月二十三日晚邓有密令给李鹏，内容是认定学潮是「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一系列强硬对策。导言说，有了这个密令，李鹏才敢于二十四日召开常委会议，对学潮作出动乱定性，并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人民日报发社论（即「四二六」社论）。吴国光提出一系列分析支持他的立论。此议确实事关重大，关系到影响至大的动乱定性来源，是邓还是李鹏。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与证人。假设确有邓的密令，李鹏在四二四常委会上断无理由不向与会者传达，执行邓如此重要的指令，一定要显示邓的权威。然而迄今无一与会者出面予以证实，相反，赵紫阳和李鹏争执「四二六」社论时，特别强调社论不是根据邓的讲话而是根据常委会精神写的。是常委会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赵在四中全会自辩词和九二年与宗凤鸣谈话都说过，有案可查。
再说，如此重大的情节，李鹏要卸责，在日记中何以不说出真相？没有一字提到与暗示有密令这回事。显然，导言的立论忽略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一个极权体制乃至独裁体制的建立与维持，不仅有元首的盖世邪恶，还有若干副首甚至幕僚的重要辅佐与推动，就像希特勒有希姆莱、戈倍尔，斯大林有莫洛托夫、贝利亚，毛有周恩来、康生一样，他们的权力、谋略和能动性不容低估。中共对付八九学潮，光有邓的拍板，没有李鹏的总指挥角色，是不可想像的。换言之，邓李之间在学运定性上完全有可能不谋而合。
日记映出赵紫阳脱胎换骨的光辉
在读赵紫阳回忆录时，笔者提出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四日这段长达两周的空白期中，李鹏日记记载了他为清场平暴铺路做的大量工作，摆平了党内外的许多异议势力。这对中共来说，可谓居功甚伟；对他来说，是无丝毫软弱自省痕迹，字里行间充满豪情的光荣记录。难怪赵紫阳说他是「死硬派」。如果没有研究之需，这些党腔党调之乏味，看那批元老就像毛身上下掉来的一堆肉疙瘩，哄着寨主私生的一个孽种歇斯底里：毛毒沁身，无药可治。
相对应的赵紫阳，在李鹏笔下，则是从头错到尾，正从反面衬托出他的正义、执着与智慧。他位居总书记，扣不上反党帽子，也没有篡权之嫌，更不为贪腐私利。只是平息学潮的思路与策略不同而已，就被扣上一个「支持动乱」的帽子。已经下了台，当然不让你们作木偶玩弄，不愿主持戒严大会，又加上一条「分裂党」的罪名。在显示顽固派的集体弱智僵化之余，可以看到，赵确是体制内走向大彻大悟的一派的代表。几条反共标语、几个打倒口号，他已完全不当回事，只看主流民意──这已接近民主国家当政者的胸襟与风度。他指责（批斗他的）四中全会，应由尚未罢免的他来主持，看来天真，说明法制观念已深入其心。
赵五月三日和万里有一次长谈，非常感慨时代变了，老一代的思维方式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学生骂几句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把没甚么了不起的问题，搞成对抗性的了......这些平凡的见解，道出了六四事件最本质的真缔。赵的宽容治国路线已远离「你死我活」的共产党传统。在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中有多次生动的记载。
李鹏日记反映一个重要判断：他们口径一致地将赵五月四日亚银讲话，定为整个学运的「转折点」，焦点是赵说「中国不可能发生动乱」，背离四二六社论，而邓李见到学生上街，就大呼动乱，说赵将已缓和的学潮又煽动起来。其实，这根本与事实不符。学潮真正的转折点是五月十三日的绝食，但是，李鹏日记对绝食这样严重的事态，一笔带过，心不在焉。
在即将搁笔之际，传来李鹏六四日记出版叫停的消息，令人意外。但即使出书暂时告吹，李鹏日记的电子版已上网，正在接受公众的点评，一份六四事件的新史料的被肯定，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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