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对派人士中，有些人喜欢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大发议论，他们抨击中国人“道德沦丧”，认为中国的反对派运动必须以改造民族性或接受某种信仰为前提。笔者认为，在不使用暴力强制的前提下，改造民族性或让一个民族接受某种信仰，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反对运动要以此为前提，成功恐怕就会遥遥无期了。何况道德批判是否真的能够对反对运动有所帮助，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研究证明，道德说教对改变人的行为毫无作用。

有心理学研究者用神学院学生做被试，请他们学习圣经上著名的助人为乐故事并就此问题发表演讲。研究者在被试去演讲厅的路上安排了倒在路边的病人（由演员扮演），并且记录有多少被试会停下来帮助病人。研究结果显示，学习助人为乐的故事并不能增加人们帮助他人的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因素却对人们帮助他人的可能性有所影响，那就是人们是否匆忙：时间较多的被试更有可能停下来帮助别人。

上述实验告诉我们，影响人的行为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环境中的激励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人性的假设不谋而合。奥地利学派的人性假设包括人行动是有目的的；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人会从经验中学习，等等。

有人认为经济学以人性自私为前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私和无私是一回事：主张人性自私者说，人类貌似无私的行为背后有着自私的动机；主张人性无私者说，人类天生就有同情和帮助他人的本能。二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前者强调动机而后者强调行为。自私论者并不否认人类会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无私论者也不否认人类做出无私行为是出于个人动机。因此经济学并不需要假设人性自私，只需要假设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即可，至于这个目的是自私还是无私并不重要。

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这是人性之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除了前面提到的实验之外，还有许多实验都能证明这一点。心理学家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米尔格兰姆的服从权威实验和电影《浪潮》所讲述的真实故事都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情境下，人人都可能成为纳粹和施虐者，人人也都可能成为唯唯诺诺的胆小鬼。

在这一普遍人性上面，中国人也没什么特殊。四十年前，中国人热衷政治斗争，“狠斗私字一闪念”；十几年前，中国人热衷经商发财。十多年前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性格温顺，政治参与热情较低，民族宗教矛盾较少；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民族宗教问题频频爆发，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环境中的激励因素发生了改变。

十年前，中国经济虽然有着种种问题，但人们对未来还有着希望，人们还相信不问政治一心创造财富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十年后的今天，经济改革停滞不前，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长，“国进民退”不断侵蚀国民创造财富的空间，人们通过创造财富过更美好生活的梦想破灭，因此政治热情不断高涨。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政治行动的成本大幅下降，而政府镇压意志和镇压能力相对降低也使参与反对运动的风险大幅下降。换句话说，今天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更高，反对运动更加活跃，不是因为今天的人们比过去更加勇敢，而是因为参与反对运动的成本和风险下降了。

前文一直在讨论人性，但是这和非暴力运动有什么关系呢？笔者撰写本文部分是为了澄清对非暴力运动的一个常见的误解：有些人认为非暴力运动是知识分子的游戏，暴力革命是底层民众的偏好，知识分子反对暴力就是在打击民众的革命热情。但事实上，一个社会中真正愿意从事暴力革命，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一切的往往只是少数人。广大民众或许希望变革，或者至少不反对变革，但是他们不会愿意为此付出过高的代价。鼓吹暴力革命只会吓跑普通民众，使自己被边缘化。而非暴力运动因为风险较小，才能够动员广大民众的参与。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是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之源。要动员民众就不能用一些过激、悲观的论调和道德大批判把他们吓跑，而是要让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因此非暴力运动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为民众的参与创造适当的激励。运动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实现具体目标，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或者让人们看到参加运动的风险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大，都能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反对运动。今天的反对运动需要的是能够创造这种激励的社会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