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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政治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近年来中共中央的命令越来越没有人听了，异议人士不听倒也算不得新闻，中共体制内的地方政府不听中央的命令，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了。
你看，中央为了反腐败，专门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监察部门，可是监察部门的官员却被收买，最终成为腐败集团当中的一分子，导致各种反腐政策失灵，出现了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金额越来越大，腐败范围越来越广的现象：1996年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因为受贿61.6万元一审被判处死刑，而2010年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受贿3000万元一审也只被判了个死缓；中央为了给楼市降温，出台紧缩房贷的货币政策，可是各地的银行却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阳奉阴违，使得中央总是要紧随其后出台一系列所谓的紧急通知，三令五申才能勉强维护政令的效力；中央政府明令不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可是农民工照样还是要依靠跳楼、自焚才能讨回自己的劳动报酬；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不得突破的耕地保护政策，可是这个政策只是成为地方政府掠夺民营企业的借口，给他们非法强拆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相反，官商们自己却完全不顾保护耕地的禁令，成千上万亩地侵占农民的耕地；……这就叫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的命令到了地方上根本就贯彻不了，因此，在中国你可以看见很多访民手里拿着中央制定的红头文件到处上访，可就是没有人答理。中国不是号称强政府吗？一个崇尚强政府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之所以出现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有着两个原因，一是中央和地方的目标不同，一是老百姓的政治权利没有保障。从中央来看，它有两个目标，一是保政权，一是促民生。从地方来看，也有两个目标，不过与中央的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个目标，一是保官帽，一是捞私利。中央和地方的目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保政权和保官帽，不同之处是促民生和捞私利。应该说，中央有关促民生的政策，主观上都是为了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好，虽然主观意愿不一定会收到客观效果，可是，地方官员在捞私利和促民生这两个问题上却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当中央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地方官员捞私利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当中央政策不利于地方官员捞私利的时候，这个政策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央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政策，阻碍了地方官员捞私利目标的实现，所以除了地方政府用来侵犯民营企业以外，对他们起不到任何约束的作用。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即中央政令的实施与老百姓政治权利的关系。老百姓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为什么会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政令实施呢？共产党宣称，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它执政的目标，它所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中心的，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其它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如此，那么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策的时候，肯定会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地方政府的侵害时，中央政府要不要给予保护？当然要。可是怎么保护？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那9个常委肯定不行，因为他们还有大量的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不可能亲自过问具体的侵权行为，这样，就有必要从制度上设立保护老百姓利益的专门机构，这就是法院。可是现在的法院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里，成了地方政府的帮凶。这样，当老百姓的利益遭到地方政府侵害时，中央管不了，法院又不想管，或者总是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为虎作伥，老百姓当然也就必然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了。老百姓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失去了直接有效的监督，这就为他们在执行中央政策的时候阳奉阴违创造了条件，中央促民生的目标最终也不得不沦落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为什么中央政府不对那些阳奉阴违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惩罚呢？因为除了促民生这个目标以外，中共中央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政权。众所周知，一个政权的稳定，需要很多人的支持，民主政府需要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而独裁政府因为招致民众的怨恨，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因此它不得不依靠地方官员来支持。中央政府想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就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捞私利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们对中央政权表示支持就行了。而地方官员知道民主政府的监督力量强大得多，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捞私利，所以他们打心底支持独裁的中央政府。这样，中央保政权的目标和地方保官帽的目标就有了共同点，从而，相同的利益把中央和地方结成了一个团结的利益集团，在这种牢固的利益关系中，任何有良知的领导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发出无奈的感叹。所谓的强政府，其实只是在与民争利的时候表现得强大罢了，在社会公平方面完全就是无政府。在这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下，老百姓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护，当抢夺不断出现的时候，势必激起老百姓的反抗，不断地掠夺、不断地反抗，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就愈演愈烈了。政令不能贯彻，是一个政权的不祥之兆，看来，共产党是凶多吉少了。
有的人对温家宝总理多有指责，认为他在地震灾区流眼泪是做秀，他发表承认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文章是无病呻吟，他发表“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演说是装腔作势。其实，这是对独裁政治的理解不够深刻造成的，独裁政治是一套僵化的政治制度，它使得坏人横行无忌、好人无所作为，甚至好人也不得不干坏事。应该承认，中央领导的人格一般都不坏，至少不会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他们能不断得到当权者的提拔，直至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一是机遇使然，二是人际关系处理得当，三是工作勤奋。在独裁体制中能够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人，当然不会有坚定的民主政治立场，不会热心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像李鹏那样忠于独裁政治的，但也有一些人虽然知道民主政治的好处，只是由于他们城府很深或者性格温和，使得他们在上级面前从来不愿意卷入政治争论，争取做实事的机会成了他们政治上努力的目标。只有当他们感觉到独裁政治强大的掣肘以后，才会发出由衷的感叹。面对日益腐败的官场和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笔者相信温家宝总理完全感到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已经时日不多，而作为国务院总理的他，就像坐在一列失去控制随时都会颠覆的火车上，急在心里却无能为力，所以才发出那样沉重的叹息。
要想彻底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还是只有推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不可，因为只有民主政治，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当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的时候，就必然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的监督才是最直接有效的监督。可是独裁政治中，人民群众的这种直接监督得不到保护，国家的司法不独立，地方政府有权对法院发号施令，允许法院立案法院才能立案，不允许法院立案法院就不敢立案。对于已经立案的行政诉讼案件，也是政府指使法院如何、如何判决，因此，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被剥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就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在民主政治中，司法是独立于政府的，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当地方政府为了捞私利而违背中央政策损害了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老百姓就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遵守中央制定的各种政策，这样就可以杜绝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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