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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肖申克——刍议监狱化国家的特征
引子：模范管理的成功例子
话说某日，笔者打开电视看本埠新闻。电视里某派出所长用有些得意的口吻跟主持人和观众介绍，他所在的辖区已经实现了盗窃的零发案率。虽然笔者对本朝的宣传新闻一向报以质疑的态度，但这则新闻还是激发了我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要知道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犯罪率高发的地方，实现对犯罪发案的零控制率，哪怕只是盗窃这种单纯针对财物的犯罪，都堪称是一个奇迹。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读者就知道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新闻产生兴趣。
那么所谓的“某某无盗（这里的某某是该辖区名称）又是如何实现的？该所长滔滔不绝的向主持人讲述的，大概来说，就是采取了这样几个措施：1，实现所在辖区的全封闭化，所有的路口都装上大铁门，辖区边界不设置铁门的地方就砌起带有铁丝网和碎玻璃的院墙。2，主要道路的铁门口前设立治安岗亭，次要的道路上的铁门则关闭，钥匙由治安岗亭里配备高压电棍的保安保管，只有在出现火灾或居民要求的情况下才开启。3，高密度的安装监控摄像头，大概除了居民门洞里，所有户外都纳入了监控范围。除了硬件的管理，另外还有软件的建设，例如聘请辖区退休老人充当治安监督员，向专门的民警定期汇报辖区内可疑人员；另外，对有犯罪经历，吸毒史和两劳人员之类的定期走访等等。
这位派出所长的介绍的时候显得很有成就感（他还特地强调了一点，他的“某某无盗”经验，已经作为公安部典型在全国推广，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但笔者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所谓的“某某无盗”居然是由铁丝网大铁门+监视器+保安+秘密举报以民制民实现的。这样一个管理方式，直接的说，就是监狱化管理，依靠这样的管理实现的零发案率正常吗？
监狱式样的管理
表面上来看，监狱化管理是一种操作简单且似乎有效的管理方式，无非就是不计成本的硬件投入和利用人性内心黑暗一面搞秘密举报，从而对管理对象实现控制，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所谓的模范监狱也无非在两者做得细致一些而已。必须严肃指出，这种监狱化今天用在监狱管理上都嫌不妥，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现今，对整个社会实现监狱化管理更是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的。遗憾的是，纵观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大陆，执政者对社会，对城市管理上越来越倾向这种监狱化管理方式，这里不妨随便举两个北京的例子：
如2009年法制晚报曾提到北京地铁和车厢内将监听乘客声音，北京将进一步升高对地铁乘客的监控，除了已设置的录影系统外，还将增设监听设备。
又比如近期北京大兴实行的所谓的封村管理。
对社会的监狱话管理的表面特征就是壁垒化而不是开放化，我们赫然发现，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监狱。除了看到“监狱化管理”使用的硬件的这些表项特征外，实在有必要深入揭示一下监狱化管理国家的内在精神内核，监狱化国家的精神特征有以下几点，为了安全，无视人的精神世界，整体心态呈现出封闭性.而在物质层面则表现为体制性依赖，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广为人知的监狱题材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来剖析剖析。
作为精神载体的书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书，书是一种有些特殊的物品，它是人类精神产品的载体。所以说，一个人对书的态度反映了人更高层面的追求。监狱化国家的人民缺乏对自由人格的需求，个人追求还几乎等同动物，无非就是觅食，筑巢，交配生殖这些作为动物的本能需求，恰恰如同被人类圈养的家畜一般。单纯的书在监狱化国家里，从来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物品，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囚犯鲍狄是图书管理员，他的工作就是每日推着装满图书的小车挨个牢房的问，谁要看书？而犯人们对那些纯粹的世界名著小说毫无兴趣，他们最多只关心是否有类似花花公子那样的可以慰寂他们性欲渴望新书的到来。放大到监狱化国家，被各种手段封闭，且缺少人权的民众，基本和监狱的囚徒一样，人生追求也被迫下降到更低层面的动物性，吃喝玩乐，交配生殖等等。有这样一个数据，我国国民有阅读习惯的人只有5%。即使在读书指数较高的上海市，人均年读书也只有6-10册，而犹太人年均读书达64本，国民阅读率已经低于50%阅读率下降体现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匮乏，其精神追求从一开始的寻找积极向上的所谓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到虚幻破灭后走向拜物的虚无。
不能提到在肖申克监狱另一本出现的重要的书《圣经》，影片一开头监狱长对新进囚徒训导：把你们的信仰交给上帝，把贱命交给我。尽管圣经中有说，在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不过圣经的解释权却是由流氓监狱长来诠释其含义。这里监狱长俨然成了神的代言人。这里圣经这本特殊的书，可以看作真理和高尚精神的象征物。我们不难发现，大凡监狱化国家的专制者都有诠释真理的爱好，从毛选到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体现心态的门
“门”本义指建筑物的出入口或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门的功能有开启和封闭，但笔者窃以为封闭才是门的本质功能。古时候谈到太平盛世，都要用到一个词，夜不闭户，这里的不闭户，也就是不关门，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开放是衡量盛世不可缺少的标准之一，只有实现开放门户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而监狱化国家，提到门，就不可避免联想到大铁门，而且是封闭的门。延伸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看到整个国家在管理上也体现出一种封闭心态，所有的措施的首要出发点，就是封闭，就是限制民众的自由。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进入监狱映入眼前的就是大铁门，密密麻麻的门，门是监狱的外化象征物。而在监狱化国家，.只要和国家政权的相关部门打交道，首先感受的也是一扇扇无形之门，封闭之门。
管理者在整个国家事物的治理上如此，而民众的心态也是封闭如门，家家厚重的防盗铁门，防盗窗，高级的地方，标准监狱式管理，一定要加上保安，门禁，监控器等等。外国人咋来中国，看到这情景，常常误认为进入了监狱。
但与表面上的关门相比，心门的关闭才是真正可怕的。遗憾的是中国人心门的关闭从小时候就开始，小孩一开始就被教育为“不要跟陌生人讲话”等等。做过牢的老鸟们，多半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在监狱里，不要相信任何人！这个经验之谈岂非和不要相信陌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看外国电影，会讶异为什么他们的门基本是木制的，不光如此，甚至一楼也是落地窗户，这么脆弱，怎么防住别有用心的歹人呢？中国绝对是大铁门，大铁门之甚就是监狱的门，对门的态度反映了一种心态，那就是内心的封闭。改革开放30年，号称处于5000年来最大盛世的中国人，居然难以有一个开放之门来承载内心的安全感和自信。
对体制的依赖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举例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失业，人人都会分配工作机会，教育和医疗是绝对免费的，每个人都可以分配到住房，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的，劳动者享受有免费的伙食。咋听起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哈耶克用这个例子批判所谓的计划经济国家，本质其实是奴隶社会。其实这个例子用在形容监狱也是恰如其分的。奴隶是被奴隶主所控制，而监狱里则是监狱长说了算。“美好社会”不是只有那些免费的“福利”，镇压手段从来是不可或缺的， 听话的训从者就是积极改造分子，可以减刑，早点出来。或者 放风时间长一些，有机会和亲人见面。 给个好一点的劳动 改造岗位。不听话的， 干最苦 最累的活。不能减刑，关禁闭，不许和亲人见面。敢反抗，就用刑具 ，教育，并加刑期。不光是改造对象，就是有编制的狱警的赏罚权力也在长官手里，只要不离开监狱，狱警服刑期大概20年到无期。作为放大化的监狱式国家，发生的一切跟监狱本身完全是雷同的。首先也是必然要表现为由体制（权力者）占有如土地，资源，原料等生产资料并享有分配权，然后个人根据与体制的亲疏远近获得不同程度的福利。这样的体系下， 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至于多数被排除在体制外的人，则更监狱里的囚犯般，累死累活的劳动也无非得到苟延残喘的好处。
在一个政府是终极雇主的国家里，个人反抗体制近乎慢慢地找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如果我们以对体制或掌权者的依赖性为标准，我们就不难在奴隶社会，监狱和监狱化国家这三者划上一个等号。监狱化国家发展的结果是让每个人形成或深或浅的体制依赖，直到最后成为斯德哥尔摩患者，一旦被体制抛弃，就会失去了生活方向。而这种对体制依赖，以底层人表现的尤甚，做为出卖苦力的“奴隶”，收入微薄，仅能糊口，几乎没有积蓄。整个社会也 对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技能单一，年老体弱后最恐惧被体制所抛弃，最后反而会深深 爱 上 这个 集体，多么冷的笑话！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越是底层的穷人，有时候反而越对监狱化的国家表现出狂热的拥护。
《肖申克的救赎》中刑满释放的老囚犯鲍狄，就因为离开了“体制”，最终竟然自杀了，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并不鲜见。
全民对体制的极度依赖性，无疑是监狱化国家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典型特征。
并非结尾
仍然回到本文开头的部分，笔者必须要说的是：人身自由和流动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通过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剥夺，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无非在把整个社会拖向准监狱化。监狱式管理并不能真正增加公民的幸福感，如果作为公民习惯这种反人性，反人权的监狱式的管理方式，那么早晚有一天，整个社会就会离真正的监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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