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好莱坞电影《盗梦空间》热播，这是一部号称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动作科幻片， 电影中的角色试图通过梦境中的观念植入，改变和控制他人的思想。影片内容惊奇玄幻，和真实生活相距甚远，不过这种通过观念植入控制他人思想的做法却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对应物。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就是这么一种植入符号，在一个转型社会，这个符号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

之所以说“共产党员”这种身份是一种植入，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真正信仰共产主义那套教义的成员几乎绝迹，大多数成员不会在信仰层面主动去获取这个符号，而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种种信念之外的考虑---就业，升迁或者其他利益，而去入党或者“被入党”。 据说很多高校学生成批量的入党，大家心照不宣的是，这只是一种形式，谁都别当真。

在这种社会心态的驱动下，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破产，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中共组织的人数却保持快速增长。根据中共组织部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799．5万名，比上年净增206.5万名。

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个吊诡现象呢？一种解释是，当一个组织的凝聚力下降，效能下降，必然需要更多的成员才能形成某种气势，对其他社会力量保持优势并形成威慑，因此中共组织的不断扩展其实显示的是中共的虚弱，而不是强大。另一种解释是，这是中共领导层对越来越多社会挑战的回应。他们明白，随着从计划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化，原来很多社会控制手段日渐失灵，他们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来保持他们对社会的掌控。手段之一就是精英争夺战，利用他们垄断政治组织的优势，来大范围的吸收社会精英或者准精英，这是一种粗放的跑马圈地，目的不是成员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而是预防社会精英加入竞争性阵营的先发制人的手段。如果统战是对社会精英的一种笼络和俘获机制，那么现在大规模的入党举措则把这种机制提前了。

这些做法表明中共并没有意愿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基因的再造，以让公民票决的方式进行政治竞争。他们更习惯的是传统黑社会的做法，通过绝对控制的人数来威慑社会，来维系威权统治。 在开放进程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作用下，长远来说，中共试图保持对社会的绝对控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么中共适应社会的变化，要么中共被社会所抛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短期来看，中共展现出了复杂的社会控制技能，对社会人群的党员符号的植入就是这么一种技能。

那么在这种“符号“植入之后，中共是如何操控这种符号并使之起作用呢？

 利益是让这种“符号”内化的诱导因素。通过许多歧视性的规定，比如各个政府机构，人大，政协等等机构的党员比例，中共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获得党员身份就是获得了某种优先权，在很多名利场中，党员身份似乎是必须的入场券。追求名利是人们的天性，而人性是有弱点的。当人们看到通过党员这个身份可以获取到某些额外的利益的时候，哪怕很多人并不相信这个身份真实内涵，这依然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激励，因此很多人会以利益的理由接受党员的这个身份。只不过，在真实生活中，因为其实已经有太多人拥有这个身份，而利益却总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大多数党员来说，获得这么一个身份并不意味着确切的利益，准备的说，只是一种利益幻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从幻觉中醒来呢？

除了利益诱因，自我合理化也是一种重要的机制。 当一个社会性的符号被强迫植入到一个人的社会交往中，虽然不喜欢，不愉悦，但是大多数人是有惰性的，对这种社会符合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的认知，因此在反复的社会交往中，他们很容易被“符号”本身所影响，也就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身份代入”过程。  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中共党员身份又往往是舆论嘲讽的对象，比如“你才是共产党员，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之类段子的流行，都说明了流行的社会评价体系对中共党员这个政治身份的调侃。久而久之，作为沉浸在其中的中共党员，自然会形成某种心理的防御机制，来对抗来自社会的敌意氛围。因此，党员们虽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是必须找到一些说辞来自我合理化，来论证这种身份的正当性。这种过程，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比如当“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种话语流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论断的偏狭之处，但是正因为这种偏狭的话语，反而更容易流行，而正因为其流行，所以作为中国人，反而很容易对这种偏狭论断形成防御心态，不愿正视这个论断背后包含的客观内涵，反而形成某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从而成为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在个体主义传统缺失的文化中，这种“符号”所具有的裹挟能量往往特别强大。

当然，理论上，还有另外一种合理化的途径，那就是选择退出中共。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上船容易下船难，要退出中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可能意味着组织的惩戒，利益的巨大损失，大多数人并没有勇气做这种选择。长久下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流行，大家都觉得党其实也没有那么差，中共虽然做过恶，但是又有哪个政党没有做过恶呢？中共虽然腐败，但是又有哪个政党不腐败呢？类似这种逻辑一旦被运用，一种犬儒化的心态就取代了内心的道德自律，原来因为缺乏信念而加入中共的内心张力就被释放了，人们很容易的就真正的接受了中共党员这种社会身份。

其实，这就是中共对其成员进行心理控制的秘密，通过诱导和麻痹，通过惩罚措施提高退出门槛，使得这种党员身份逐步内化，这种符号就变成了其成员的共同的心灵监狱。正是这种心灵监狱保持了党国外在的统一面貌， 保持着党国貌似的强大力量。因此，与电影“盗梦空间”的过程不完全相同，党国控制体系对其成员的社会心理控制，并不是从潜意识里植入之后生根发芽，而是通过有意识的跑马圈地，强迫植入之后，利用利益幻觉和威胁来解除人们的心理防御机制，再通过逐步锻造出来的社会压力，层层敲打这种符号，逐步把一个大家都不相信的信念，植入到其成员的内心深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虽然中共不断增长的成员人数玩的是一场“谁都别当真”的游戏， 但是背后也包含着某些精细的社会控制程序。 人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对“符号”的道德批判—那其实是落了某个圈套，而是阐述清楚这种社会控制机制，让人们自己醒来。没有人喜欢被不知不觉的操控，正如《盗梦空间》情节中提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做梦的时候，对他们的控制就失效了。更多的现实会提醒中共党员，对于其中大多数成员来说，中共党员身份带来的利益其实是一种幻觉，而这种身份带来的内心焦虑却是真实的。那些能够认识到这种心理控制机制，并进而走出这种控制过程的成员，需要比平常人更多的道德勇气和认知能力。当更多的中共成员的利益幻觉破灭，内心的道德压力使得他们冲破这种社会符号控制后，将对党国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

历史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智慧。那些不依赖于政治理念的政治组织，虽然庞大，终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经不起社会风浪的冲击，苏联共产党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没有理念粘合的组织，散架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共领导层如果痴迷于这些“符号”所带来的心理控制，而拒绝对中共这个庞大组织进行适应性的改造，那么就像人们都已经从梦中醒来的时候，统治者还在梦中不断的堕落。

幸运的是，在更多更自由的信息冲击下，通过“符号”来进行社会心理控制的技术在慢慢失效，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个体其实都拥有许多公共性的身份符号， 而不同符号中又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符号，那就是“公民”这个符号。与中共党员这种身份相比，公民这种社会符号是宪法赋予的最基本的社会身份，它其实最为朴实，最为扎实，在对抗风险，提供安全保障方面，才是最有效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