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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今天，2010年10月12日上午，网友“上官乱”接到一条奇怪的短信：“他已于10月7日病故 他的家人发”。下午，上官乱告诉网友虫子，虫子又电话告我：网名龙汉、少壮派、天地变邪气、我是老狼的刘国斌先生，已经去世了。我震惊，不相信，总觉得是他在恶作剧（他经常在网络上开玩笑）。刘先生才30出头，怎么会突然离世呢？晚上，国斌先生的姐姐来QQ群，告诉我们，国斌先生的确离世了。无言的悲哀，很快浸润了我全身，我视线模糊。我们希望国斌先生的姐姐接受我们网友的一点捐款，以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情，但被她礼貌而坚决地辞谢了。钓鱼岛先生发来国斌先生前发表在SKP聊天群里的遗文，上官乱嘱我整理。我含着泪水整理他的遗稿，他的形象不时跳跃出屏幕。无法相信，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消逝了。上官乱与国斌先生联系较多，她讲，就在9月29日，国斌先生还在询问什么地方可以签名支持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晓波先生获奖了，国斌先生4日早发病，7日早去世，他永远也看不到这个绝对会令他高兴得跳起来的消息了。
本文的整理，我整理了版式，加了一些标点符号，改了个别错别字，尽最大努力保持原状，几乎可以说，国斌先生的遗文绝少改动。这既是为尊重逝者，同时，国斌先生的遗文，也的确像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交代，写得流畅简练，非常精彩，没什么可删改的。我听说晓波先生讲，和平奖是奖给那些亡灵的，这其中是否也包括国斌先生的亡灵呢？
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网友 龚是非
刘国斌 (遗作)
从1996年辍学后，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家里帮我买了一部德生牌全波段收音机。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好奇，又也许是天生的反骨，当我搜索到美国之音，就一直坚持收听其播放的节目（其间偶尔也穿插着收听一下BBC和德国之声）。并曾对收音效果之差（干扰）给美国之音驻北京办事处去过信。在电台播放的回复是电台每年都要用四千万美元（如果没记错的话）于反干扰，而中共也用了差不多的资金进行干扰。尽管如此，每天晚上都收听美国之音仍成为当时我的一个重要爱好和固定节目。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具体是02年还是03年记不太清楚了）的一个晚上，美国之音请来了一位叫魏京生的嘉宾，讲述了一些他对中国时政的看法，还在节目中留下了他的联络方式。
这时电话机已经开始普及，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家也买了一部。因为有一些想法想与魏先生交流一下，于是我便用家用电话按照电台里给的号码拨过去（0012025431538）。接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告知魏先生并不在办公室里，至于什么时候会来也不清楚。如果我有什么话可以让她代为转达魏先生。因为本人想要表达的内容非一句两句所能尽述，所以提议给魏先生致信。年轻的女士欣然应允，并留下了通信地址。
本人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大页信纸，然后跑到邮电局寄去，因为是跨国邮件，信封上要贴上四张两元一张的邮票（如果没记错的话）。待两周过后，我估摸着信应该到了，便又打了一个电话，那位女士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居然还没收到。于是，我又根据原稿写了第二封，这次的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对方都没收到。我并不甘心，又写了第三封，但是当我跟那位女士通话时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没有收到。
这时我已心有所思，但由于太年轻，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与与严重性。记不得是我提出来的还是那位女士提出来的了，最终决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给对方发送过去。那位女士给了我一个以魏京生先生名字命名的电子邮箱地址。
我兴冲冲地跑到网吧去，把那个信打好然后拿她给的地址发送过去。过了几天，再给她打电话询问，信居然还是没有收到。那位女士又给了我一个以魏京生先生名字命名，缀以数字的电邮地址。我照这个地址再次发过去，但是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她仍然还是没有收到。这时我已明白是有人在捣鬼了。于是我在网吧里重新申请了一个电邮帐号，将自己要写的信内容打入保存。然后立刻致电那位女士，告诉她我新电邮的帐号和密码，让她直接到我的邮箱去取，并请她在邮箱内留下回复。
时不多日，我再去看邮箱时，的确留下了一封回复，但是呈现乱码状态。由是我再次致电，得知信件她已经收到，并已留下回复。当我提出她留下的回复是乱码时，电话突然断线了。当我按重拨再次打过去的时候，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接电话的不再是那位年轻的女士，而是一位讲英语的中年妇女，而且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来这是一个家用电话，而并非办公室电话通话时的那种感觉。我挂断后又拨了两次，接电话的都是后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从此，我就放弃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过了几个月的样子，家姐告诉我，不要再干那些了，没有用的。我很惊诧，我干的那些事都是瞒着家里人干的，她怎么会知道？我问她，但她半开玩笑状故作神秘道：“你有什么事我不知道？”后来得知，她在技校的一位同学的老公是国安局的。是通过这条渠道警告我。
由此，我与自由世界的第一次沟通以失败告终。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主要是在论坛上发表文章，但是大的论坛不能发表我的文章，小的论坛又没什么影响力，而且常常受敏感时期的影响而关闭，渐渐地我也对在论坛上发文章失去兴趣，转而开了自己的博，但是我的文章往往太露骨，不愿以隐晦委婉的方式表达而遭封杀，以至我对写博也没了什么兴趣。
直到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SKP聊天群里看到有网友给外媒投稿的事情，而且还可以有稿费维持生计。能有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观点而不必受任何拘束和审查的平台了，我知道了非常高兴。时值六四事件二十一周年，各界人士都撰文纪念。我也写了一篇《平反六四——民主与独裁的大决战 》的文章寄给“观察”网刊。幸得观察编辑部赏识，予以刊载。这大大地鼓励了我，并激发了我继续创作的积极性。于是我又先后写出《热烈庆祝镇压六四反革命暴动胜利21周年》，和关于香港政改的时评《真假民主》《无耻的游行》等多篇文章。与我满怀的希望形成巨大落差的是，这三篇文章如石沉大海，非但没有刊载，连编缉部也没回信。
就在我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6月22日上午，我在迎宾路上散步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我旁边，窜下来四个身着便衣的人，将我拦住。“刘国斌，上车跟我们走一趟！”言毕，不由分说两个上前，一边一个抓着我的左右胳膊就推我上了车。我没有反抗，顺着他们上了车，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一个身材较瘦比我高半头脸色偏黑带眼镜的人回答：“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干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后来知道此人姓方。这时我已彻底明白了，我又提出要求：“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当场被拒绝，并将我左边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搜去。这些都是发生在警车上。这时才看清，四人中两人居然是四化建公司保卫科的干部，另外还一个人稍胖，脸白净。其实也没几分钟，车就开进了市局。下车后，四化建保卫科的人就同他们握手道别，我则被带到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面。
坐好后，那个瘦子掏出一个本子，一边问就一边作记录：“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公安局吗？”
因为有了几年前的事情，再加上这两年看到网上也有些人被喝茶的经历，所以当我投稿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不止一次地在内心预演过双方对辩的攻防。
对于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是有腹案回答的，我本来打算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抓我？”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也许是那种氛围的所谓震慑力吧，也许是我内心还有不可抵抗的恐惧感吧，我不知该如何描述当时的状态，可能是我的文字表达功力还欠缺，当时的那种状态真的是我没法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出来。我的回答居然是：“知道，我给境外媒体投稿的事情。”等到话已出口，我才发现。
“那你投的是哪家媒体呢？”
“我投过几家，有《观察》，《纵览中国》，还有《中国人权双周刊》。”
“都发表了吗？”
“只有《观察》发表了一篇。”
“什么原因没发表呢？”
“有的可能是我写的质量还不够好，有的好像根本就收不到，至于原因你们可能比我更清楚一点。”我现在开始找到点感觉了。
“那你发表在观察上的是关于什么的文章？”
“关于六四的。”
“什么标题？”
“《平反六四——民主与独裁的大决战》。”
这时他停止记录，抬起头看着我，继续问道：“你对六四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为了表明我的立场，同时又不会落入他的陷阱，而且这个问题也在我之前的腹案之中，所以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叫作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吧？”我顿了一下，看着他，希望他能同意我的这句话，但是他没作声，只是看着我，我只好继续说道：“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说有正就有反，有表扬就有批评，有说对的就有说错的，对吧？不管六四这个事情本身是怎么样，允许老百姓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权利对不对？”
“那你又凭什么说六四一定是错误的呢？”
我犹豫了一下，怕他后面还有什么陷阱，仍然只是拿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我没有说六四就一定是对的，更没说六四就一定是错的，我只不过是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不同观点不同立场是一个正常现象，自由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公民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对吧？”
他对我的这个回答显然不甚满意，抿抿嘴。
“你给境外媒体投稿有稿费的吗？”
“有的有，有的好象有。”
“那你收到过稿费没有咧？”
“现在还没有。”
“你是怎么知道可以向境外媒体投稿的呢？”
“我在聊天群里面看到的。”
“哪个聊天群？”
为避免给其他人带来无谓的麻烦，我说我不记得是QQ的还是SKYPE里的了。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看到境外媒体的呢？”
“破网啊。”
“那破网软件是从哪来的呢？”
“很多QQ群里面都有。”
这时，他又抬起头，停止记录，问我：“你平时上网除了投稿之外还干点什么？”
“有时候下下棋啊，还聊天什么的。”但是话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那你都和什么人聊天呢”
我赶紧说：“什么人都有，主要是在群里。”
“有单独聊的吧？”
“有是有，不过很少，一般都是在群里面。”
“那你在岳阳本地这里有没有搞过什么聚会什么的？”
“没有。”我跟他回答的这些都是事实，我在本地没有热衷政治的朋友，即便有认同我的政治立场的朋友也大都劝我远离政治。
他又接着问我QQ是多少，我也如实地告诉了他，因为他们要想监控我太容易了，说假的也没意义。
接着他又很狡猾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很不满意所以给海外媒体写文章？”
他的问话方式让我立刻警觉起来，想了一下才说：“任何一个社会有它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它不好的一面，就象我刚才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一样嘛，对吧。”他皱了下眉头，显然对我动不动就搬出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的不耐烦。我又继续说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样，在外国一样，在中国也还是一样。我个人对中国当下这个社会状态满意也好，不满意也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允许别人批评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
他又换了另外一种方式问：“那你对这个社会没什么不满意，那你要批评这个社会干什么？”
我想了想，回答道：“首先，就我现在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并没批评这个社会，我只不过是评论一下六四这个事件而已，还谈不上批评。但是以后的写文章肯定还是会有的，这个要实话实说。第二个，我给海外媒体写文章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有稿费的。我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他听了之后反而笑了下：“说你是哪一年年的？”
我说是七七年的。
他说：“我比你还大一岁，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小鸡巴，我们都没参与过那些事情，你就知道六四就一定是对的，政府就一定错了，对吧。很多人他就是别有用心，混淆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知道吧。”
我对他这套说词实在没兴趣反驳，孔子就说过，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也；中下之人不可以语上也。在处理这些案件中他们不免要与外界接触，如果说他们是中上之人，不需要我说，他们也会慢慢明白其中些道理，如果他们明白这些道理只不过是身在位为不得不为，我也没必要多费唇舌，但如果说他们是中下之人，那我也多说无益。因此我仍然搬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不是对与错是与非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任何一个事物，有认同的就会有不认同的，有说对的就会有说错的。
他显然已经非常不耐烦了：“你听我说，你停一下，这个事情，你没看到过，我也没看到过，政府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定性……”
这时已经差不多中午了，我不知道“喝茶”之说是怎么来的，其他被喝茶的人是不是不同情况，我说了一上午，还没喝一口水，再加上小房间里不知是没空调还是有空调没开，异常的闷热，再看到那个人的态度较之初不甚客气，内心也不免心浮气燥。不禁反驳了一句：“政府定性了的事情我评论了是不是就犯法？”
他立即用拿着笔的手指着我，并高声以严厉的口气说道：“你是没有犯法，但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并且正在向犯法的方向发展，我们在是帮助你，挽救你，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把头扭到一边没有理他，这时那个稍胖一点的人说话了：“你原来就很喜欢写文章哦？”
我随口说了一句：“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但他没作声，倒是那个姓方的回答了：“你自己应该晓得撒，还用我们说。”声音虽然仍高亢，但语调明显放缓，而且颇有讥讽。
那个胖子提议到中午了先吃饭，于是两人都出去了。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近两小时的样子，来了三个人（手机已不在身上，具体时间不清楚），上午那两个人没变，新来的个不高，但很壮实。而且官阶好象比那两人都高，一来就坐在两人中间。并且给我还带来了一份饭菜和一瓶娃哈哈矿泉水。饭菜不算好，但还不难吃。吃完后喝了点水，过了一会儿，问讯又开始了。不过这次问的是新来的，那个姓方的高个子作记录。
他说：“你刚才说你写文章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点稿费，其实我们找你之前先到你们公司领导那里去了解过，你的生活上有点困难也是事实，这点你可以向单位领导啊，向居委会啊这些党和政府的组织反映一下嘛。你就是要写文章，也可以向国内的媒体投稿撒，很多人都给长江信息报投稿的，别看那些小豆腐块，一个月发得几篇，也有千把块钱咧。
我跟他说：“我写过啊”
“给长江信息报？”
“不是，我在新浪网上写过小说”
“那很好啊，继续写啊”
“但是他们审核不通过。”
“为什么？你写的是反动内容？”
我实在没兴趣跟他解释什么反动不反动，我只是说，也不是什么反动，只不过是有点敏感而已，我描写的是中国现在拆迁黑幕的。
“那就难怪喽，你为什么非要写那些内容咧，他们能通过哪些你就写哪些的嘛。你心胸应该要放开扩些，不要总盯着那些不好的啊，负面的啊，这样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咧，你多写点好的，又能通过审核，又能宏扬社会的正面形象，多好咧，不要总往死胡同里钻嘛。”
见我没什么反应，那个高个子又问，你在新浪上的网名叫什么？
“汉湘龙。”接着他又跟我把这三个字一一核对。
然后他又接着问道：“在境外媒体上发表文章是怎么算稿费的？”
我说：“有的五十，有的八十，还有的按字数，没有一定的。”
“那你估计你自己在境外一个月大概能发表几篇文章呢？”
我不太明白他的用意，随口答道：“如果你们不设什么网络障碍的话，每个月发表三五篇应该可以吧！”
“好，那我们就按五篇算，五八四十，合人民币两千多块钱。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一分钱也不让你拿到，你信不信？”
我一下愣住了。
他见状又说道：“我们跟你谈了这么多，对你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劝你不要去做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得了的，共产党你说他不好，他也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你能怎么样呢？国民党厉害吧，几百万军队不是一样被打败，你刘国斌区区一个文弱书生，你笔杆子能斗得过枪杆子吗？所以我们跟你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不要干那些于人于已都不利的事情，想办法赚点钱，让自己活好一点才最实际。”
“哼，历史的事情由历史决定，谁主沉浮还不知道咧！”我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忍不住还是反驳一下：“不搞怎么知道就一定搞不成”。
“你这小子怎么就这么顽固不化咧？我们现在打击这种思想是绝对不遗余力的，我可以明摆了跟你这么说，你这样子，不但会把你自己送上犯罪的道路，还会连累你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憋了一天了，终于还是被他这句话给激怒了。
“什么意思？我是好心劝告你，不要执迷不悟，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没有好处。”
“你这不是劝告，是恐吓，我没有犯罪，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对待我。就算我犯了什么罪，那也是我的事，关我家里人什么事，你们这么做才是犯法。”
那个人噌地一下站起来，拿手指着我：“刘国斌，我警告你，你的那点事我们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几年前就主动写信给在国外的反动势力，后来又在网站上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非议党和政府，现在还写到国外去了。你不要以为只不过是写点文章就不会有什么大事，我可以这么跟你说，这种事情，党和政府都是严厉监管的，说小可以小，说大也可以很大。那些在国外的是什么人，都是恶意攻击中国党和政府的反动分子，你和他们勾三搭四，就是说你犯罪你也没皮跳。我们在这里耐心耐烦地劝告你，是不想你一错再错，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要不识好歹就是自寻死路。”说完三个人一齐出去了，那个稍胖一点的人还拍拍我：“小伙子，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好好想想吧。”
老实说，我也没想到我怎么会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的。我一直都努力保持克制状态，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晚上就惨了，不光热，蚊子咬死人，根本睡不着。我观察了一下，有一部挂机。我后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坏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他们换个地方也不肯。
就这样，晚上我是睡不着，白天他们轮着班来审讯我，到后来谁是谁我都有点分不清了。早饭是没有的，只有中餐和晚餐，一天一瓶娃哈哈矿泉水（一块五的）。我本来就有胃病，平时饮食正常还没问题，但是被这么一折腾就阵阵地痛，直到这两天才好。
再后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反驳了，也没力气反驳。他们对这种表现似乎非常满意，就要我签一个保证书，说以后再不怎么样怎么样了云云，就可以出去了。我当时状态不是很好，但脑袋还算清醒。这个我拒绝了，倒不是我想逞什么英雄好汉。因为我外婆是一个小商小贩，在民国四十五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被合了股，但是在文革的时候被逼着签了一个什么东西，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就因为签了这么个东西，原来几百块钱的股本（民国四十五年）就要不回来了。再加上在网上了解到老毛就喜欢拿着对手们的检讨书之类的东西要挟对手。还在外边的时候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情，他们要这些人写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什么名堂，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一出来我在就网上发表声明宣布保证书的无效性）。不过那种日子太难捱了，我在里面也担心会不会有躲猫猫，洗脸之类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想先出去了再说，后来也就签了个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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