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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捍卫人权的杰出人士、《零八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引起世界的沸腾。在欢庆的举杯声中，在警察大肆扣捕庆贺者的报道不断传来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认真分析、理性思考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和后果，考虑如何使这一振奋人心的事件成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促进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推动力量。
刘晓波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此问题，我有充分的、深刻的体认。在9月下旬，我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同时向欧洲各国媒体和公众发出呼吁与请求，请求他们发挥影响，发出声音，促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我以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说服力的。
刘晓波获奖，不但是因为他英勇无畏、始终不渝地为人权、自由和民主斗争，而且是因为在这样的斗争中他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理性、渐进的方法，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重要。在为正义而斗争的事业中，目标重要，手段同样重要，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而言，“和平”二字不言而喻是关键词。
目前在中国，社会不公正的情况日益恶化和发展，其中伴随发生的暴力事件越来越频繁和严重，人们在大量的强制征收土地和拆迁房屋的事件中就经常看到暴力的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暴力直接来自官方，或者最终源于官方。蛮横的压制诱使、驱使民众以暴力对付暴力，暴力有蔓延发展的趋势，这使明智之士担忧，我们有理由担忧。应该看到，暴力对于争取社会公正、实现正义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现时代，使用暴力，哪怕是在初始情况下正义的民众使用暴力，都会失去社会的同情和支援。使用暴力不但与当今时代潮流不合，容易在道义上使自己孤立，从现实性和功利上考虑也是得不偿失、毫无出路。一般而言，对于以暴力起家，靠武力夺取和维持权力的集团来说，暴力是投其所好、求之不得的，用暴力来衡量，他们握有绝对优势，暴力只会作为口实，招致暴力镇压，只有非暴力才能诉诸正义和民心，使弱者、受压迫者有胜利的希望。
刘晓波在思想上一贯主张和宣传非暴力理念，他也用行动实践和宣示这个理念。他三次被非法地、强暴地剥夺人身自由，平时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制、骚扰，但他从没有暴力反抗的表示，相反，他的反应极其克制和冷静，对他而言，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软弱和屈从，而是强大和自信的表现。
谁都知道，刘晓波获奖不是他个人的事，在中国，有无数的人秉持与刘晓波相同的理念，以同样的方式争取同样的目标。刘晓波是这种精神、这个人群的代表和象征，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但是对刘晓波个人的赞誉和支持，也是对中国无数献身于同一事业的志士仁人的赞誉和支持，是对中国人权、民主、和平事业的支持。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支持，因为压制和反对人权、民主、和平的力量目前还十分强大，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要实现人权、民主、和平的目标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受到暴力的严重威胁，不但强大的统治集团、权力集团使用暴力，被欺凌和被剥夺的人们中也有人相信和使用暴力，中国人为实现正义而坚持和平抗争的方式，这也是对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中国公民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向全世界昭示：中国人民既追求正义，也热爱和平，非暴力抗争是大有希望的，它得到了国际大家庭的认同、赞誉和支持。这次获奖事件，将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里程碑，从此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将更上一层楼。在全世界目光的关注之下，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群，都会更自觉、更努力，做得更好。
其实，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最需要认真反思和理性对待的是中共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哪一个烈士是自己愿意当的，没有哪一个英雄是自己想当就当得成的，所有的烈士都是统治者制造的，所有的英雄都是统治者成全的，刘晓波的名字为全世界所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斗士的道德勇气是被极大的不公正和严酷的压制激发出来的，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智慧是在长期复杂的磨练中形成的，甚至抗议者的声望也是在统治者愚蠢的攻击中获得和增高的。从《零八宪章》发表刘晓波被抓捕，签署者受到打压，到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审判和被判处11年重刑，每一步的倒行逆施，都激起了愤怒和同情，都在为获奖铺路。如果中共当局不愿意看到刘晓波获奖，它就该反思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为促成了今天这个结果。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于中共当局是一个决定下一步向哪个方向走的十字路口，也是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式的契机。在全球化的现代条件下，领导者们有充分的条件和足够的机会了解国际社会的态度，感知时代潮流的方向。对于刘晓波获奖，感到颜面受伤是可以预期的，但只是咒骂和说一些连自己都未见得相信的话来挽回颜面是没有用的。真正的与时俱进是改弦更张，可以尝试一下，看看用稍微带点善意的态度来对待内部的呼声和外部的提醒，是不是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形象，是不是对中国社会和自己都有利。
中国自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艰苦复杂历程，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毛泽东的神权社会转变成一个世俗社会，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个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放弃世界革命理想和教条意识形态方面，转变很大，在追求实际利益和集团利益方面，它惊人地世俗化。但有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变，这对社会和它自己都不利，这就是不必要地凶残，其实，不论是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还是从神权政治变为世俗政治，一个必须的转变就是从一味凶残变为理性地、精明地衡量自己的利益。这种转变在道德上不值得褒扬，但对任何方面都有好处，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诺贝尔和平奖象征了人心、时代潮流，也就是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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