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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在政治改革之声不断高涨之际，中国大陆更加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即选择什么途经去实现民主化。近年来，一些学者方家、志士仁人对此提出了诸多观点，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分析，选择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最佳途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由中共党内到社会的民主化途径
先实现中共党内民主，然后再推进社会民主是大陆近年来公开谈论的一个观点。从理论上看，不管“民主”的结果如何，还是本党的人执政，没有多大政治风险，还可树一树其“光辉形象，所以中共对此论似乎没啥反感，这大该是此论能见诸大陆报端的原因。
那么，如果从实践上分析判断，中共能否先搞党内民主呢？
首先看，中共是大陆独裁体制的建立和运用者，又是受益者。无论是政治理念还是现实利益，这一体制都与其利益攸关。特别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内的顽固派、保守派一直占有优势，所以，其变革的内在动力极其缺乏，起码在一段时间是这样。
另外，因中共的普通民众党员是大多数，如果真搞了党内民主，部分民意就会通过党内民主得以表达，就会危及中共权贵的权利。特别是对于中共的顽固派来说，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对他们同样不利，让党内熟知的政治对手得势他们更不甘心。从中共内斗的历史看，其残酷性有时已超过对党外的敌人。所以，在中共党内革新派不占优势时，搞其党内民主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中共革新派占了优势，也是整个社会民主变革条件的成熟之时。因为统治集团的变革有史以来都是受社会变革潮流的影响并落后于这一潮流的。当整个社会民主变革的条件成熟时，人民往往不会等待统治集团内部先慢慢变革，然后自己在跟进。届时最高统治者只有两条路，一是审时度势，与社会一同变革，在变革中共求新生。台湾的国民党即如此。二是顽固不化被变革的社会潮流荡涤淘汰，末代清王朝就是这样的下场。
可见，在社会条件不成熟时中共搞不了党内民主，在社会条件成熟时只能是整个社会的民主变革，再搞中共的党内民主为时已晚，也无多大的社会意义。看来，中共的党内民主只能是与社会的民主化同步或落后于社会。先搞中共党内民主然后再搞社会民主的途径就行不通。这只是一个既 “高看”中共又忽视社会变革条件的幼稚政治设想，却不是一条现实可行的民主化途径。
二、由基层到上层的民主化途径
先在基层搞民主然后再往上层提升， 这一途径从理论上看似乎有可行性，但从中国大陆所谓的基层民主实践（主要体现在农村村委会及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上看却不尽如人意。
农村村委会组织建设的基本概况是：当选的村官要么为维护村民权利与政府矛盾重重，要么出卖村民权利与一些政府官员同流合污，要么在村民与政府间和稀泥。无论哪种情况，村民的权利都难以有效维护。
在农村还有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问题。在中共党权高于政权的政治条件下，村长自然要受制于村支书，就是一人兼此二职，也有工做倾向性的问题。因此，在民选的村长与任命的村支书的矛盾中，在村民利益与中共的利益冲突中，村委会的工做是不大容易干好的。
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组织建设的状况更差。因为城市社区的权利复杂多样，各社区、各业主的利益较分散，流动性较大，再加上政府与开发商等强势利益集团的权钱交易，在无宪政民主，无相关民间社团的社会条件下，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很难，健康发展更不易。
可见，中国大陆的基层民主受到整个独裁政治体制的制约，脆弱的基层民主幼苗被压在专制的大山之下，很难长成大树。这一基层民主只所以还能小小的落实，其根本原因是放开农村和城市社区的一些权利，不会影响中共的统治，也不大影响中共权贵捞个人好处。而一旦基层民主要突破中共的政治底线，影响其权贵的利益他们就会打压阻扼。所以，不推倒专制的大山，基层民主要么在制约中畸形，要么在压抑下流产。
由基层到上层的民主化途径只有极有限的可行性，横向拓展不乐观，向上提升几乎不可能。其初步的实践也只有低层次性和狭隘性，无社会系统性，它只比由中共党内到社会的民主化途径有一点点现实的可行性。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没有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此途径只能原地踏步或浅尝辄止。
三、由点到面的民主化途径
这是先由某一城市或地区参照搞经济特区的模式搞政治特区，进行民主的局部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行的民主化途径。对于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大陆来说，此途径较适合国情，其可行性和社会意义也大于上述两条途径。
走这一途径需要一个政治前提，即中共的首肯并主导落实。因为今天的中国大陆不具备中共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另建政府的社会条件，也没有能独立地搞“民主割据”的政治集团。所以，此途径只能在中共的主导下才能实行，起码在一定时期是这样。
此途径的优势是：有一定的可调控性，社会震荡和社会成本也不很大。其难点是：局部的点上民主与整个独裁政治体制各方面的关系不好平衡，如不进行有突破性的改革，点上的民主就难以全面落实，如进行有突破性的改革，与独裁的政治体制就会发生根本性的矛盾冲突。不过因有香港特区的经验可参考，这一难点不是不能克服的。这里，最大的难点还不是怎样走此途径，而是想不想走此途径。因为局部民主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必然要危及中共权贵的既得利益。所以，中共如无壮士断腕的豪壮气，无克己求新的公德心，无相当的政治智慧，这一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也会不去行或行不好。近来中共高层在深圳发出了政治改革的声音，如真要走此途径，在深圳搞试点应是个较合适的选择。
总的看，在中共还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如其愿往此途径有较大的可行性，如果错过了有限的历史时机，再走此途径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四、由自由到民主的民主化途径
对于民主变革来说，由自由到民主是一条由务虚到务实，由社会基础和民主外围向民主推进的民主化途径。从各国民主化的基本经验看，如无外部强大的影响力，大都是先具备了一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后民主才得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大陆经济上有了一定的自由，但言论、结社、信仰等与民主有重要关系的自由还没放开，这严重影响着有利民主的社会条件的形成。所以，先争取自由的权利，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为民主打好社会基础，创造有关社会条件，最后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是一条有战略意义的民主化途径。
此途径与上述三条途径比较其可行性较强，因为许多自由不是民主本身，但与民众的关系更具体更直接，争取自由更容易动员民众并得到社会的认同。中共可以不搞民主变革，但许多自由是不好控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大陆今天已踏上了这条途径。另外，前期社会成本也较低，只要放开手脚，改变调整某些立法和社会政策自由就能逐步实现，社会的适应性和民主变革前的社会准备也比上述途径要好。
此途径的不足是：民主化的时日比其它途径要长许多，并且自由发展不当也可能误导社会。如：中国大陆片面开放经济自由就误导了国人。所以，不健全、不合理的自由对民主的有利性会大打折扣。
因为作为一个有着统一性、专制性很强的传统文化，经济又有了较快增长的大国来说，一般情况下外来的影响力会显得不足，社会变革主要是靠内因。所以，从自由到民主就成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一条基本的、可行又必行的途经，它将与其它一些可行的途径组合成一条科学合理的民主化之路。
五、由量变到质变的民主化途径
近来，有大陆学者提出了增量民主的理论概念。即逐步增加民主的社会因素和含量，渐进地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应该说，此论在理论上有一半的正确性，即民主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可以以增量的方式来实现。如：近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不断放宽公民资格，使选民不断扩大到社会各层面的民主化过程。但民主某些阶段和方面的发展又不是以增量而是以质的变化来实现的。如：修宪、司法独立、权力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可见，民主的发展既有量的增加也有质的突破，将增量民主的理论改为既增量又质变才是完整正确的，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由量变到质变的民主化途径才是完整正确的。
由量变到质变的民主化途径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把握得当在实践上会有较好的可行性，使民主适度而有步骤的发展。它与由点到面、由自由到民主的途径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具有渐进性和节奏性，社会震荡和成本也不很大。但也有不同点，由自由到民主的途径是先发展自由后发展民主，而此途径却是直接进行民主变革；由点到面是民主的局部实施，（这也是一种量变、又是局部质变）然后再向全局拓展，而此途径却主要是在全局进行的民主化操作。
此途径的不足和难点是：实施的时日也会较长；对于量变的方面、程度和节奏，对于量与质的转换点和转换时机、方式的把握都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相当的哲学思考，如把握不好就会造成民主发展的紊乱。
总的看，此途径会贯穿民主变革的整个过程中，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但它又不是一条独立具体的途径，与其说它是途径不如说是方法论，它将会融合在其它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中，以质量互变的方式拓展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六、由上到下的民主化途径
这是先在国家高层进行宏观的民主变革，进而在全国逐步深化细化的民主化途径。各国的民主化迟早都要走此途径，无论走不走其它途径，最后都要落实到这一途径上，因此，此途径具有普遍的可行性。与其它途径比较，具有必然性、最后的阶段性和不可替代性。
对独裁的统治集团来说，此途径有两种走法，即主动的走法和被动的走法。主动的走法是：在社会条件基本具备，社会矛盾还未尖锐化时就启动民主变革。因为这是在其还能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实施的变革，社会动荡会相对小些，变革会稳定有序一些。如台湾的民主化。被动的走法是其顽固不化，在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下被迫下台，由新的政治力量来实施民主变革。这种走法与其它途径比较具有突变性，社会震荡也较大，但变革也较迅速。如前苏联。
由上到下的民主化途径前期的积累准备时间比其它途径要长，因为国家高层的民主变革，不到有关社会条件基本成熟，不到万不得已统治者是不愿克己求新的，更不愿让出权力。
此途径虽然积累准备的时间长，一旦社会条件具备踏上此路，其迅速性、深广性又是其它许多途径不可比的。如果踏上此途径之前已有效地走了其它途径，这一途径的实施就会缓和有序一些；如社会的积累准备不大充分，突变地踏上此途径就会震荡较大、成本较高。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最后都会走上此途径。至于什么时候走，怎样走就看有关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及中共的变数了。
七、由革命到民主的民主化途径
由革命到民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许多国家所走的民主化途径，具有较普遍的可行性，中国大陆也有走此途径的可能性。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六条途径不一定需要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而此途径则必须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后才可行，所以它需要的有关社会条件与前六条途径比较在程度上要更成熟些。
就目前形势看，革命的火候还不到，此途径崭时还不大可行。但如果中共长期顽固不化、不变革图新，总有一天由革命到民主就会成为中国大陆必须要走的民主化途径。所以说，此途径一般社会条件下不具有可行性，但在社会矛盾激化下又有必然的可行性。另外，从表现方式上看，其突发性、某种暴力性，变革的迅速性又是其它途径不具有的。
与上述六条途径比较，此途径还可能有不同的社会后果。其它途径如不成功会继续旧体制，如成功会较缓慢地实现民主化。而此途径如不成功会在一段时间内强化恶化旧体制，如成功既有迅速民主变革的可能，也有滑向新的变相专制的可能。所以，此途径未必是中国民主化的最佳途径，但又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必然而有效选择。
八、最佳途径的选择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设计民主化途径，只能在社会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出最佳的可行途径。并且，选择后的途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国内外有关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变更。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不会单纯走上述哪一条途径，往往是各途径有先后、有交叉、有接续、有转换、有并行、有融合，形成一条不断组合变化的总途径去实现民主化。例如：一般情况下是先行由自由到民主的途径，当自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就可以接续融入由点到面或由上到下的途径。因为行哪条途径都会表现出民主的量变与质变，所以由量变到质变的民主化途径就融于各条可行的途径之中，或者说其它可行的途径是通过量变和质变来实现的。
最终，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会在国内外有关社会条件合力的作用下，在这样两条变化组合的总途径上进行选择：
1、先行由自由到民主的途径，在社会条件具备时，适机接续由量变到质变或并行由点到面得民主化途径，最后转换为由上到下的民主化途径。
即：由自由到民主——由量变到质变或并行由点到面——由上到下——继续量变质变扩大自由深化民主。
这是一条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途径，如实行，整个社会的成本和代价会相对小些，中共在这一途径的变革中也能保持一定的社会位置。只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大陆目前自由的程度还不高，再加上缺乏民主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公民社会及有关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先扩大自由，促进公民社会及有关社会条件的形成，为民主化做好社会准备和铺垫，使民主的社会基础更扎实些，社会条件更充分些。由量变到质变、由点到面逐步推行民主化，会使民主的要求与公民素质的提高及社会的适应性在互动中协调。这样，民主化的过程就会稳健有效些，最后在社会条件较成熟时进行由上到下的全面民主变革。
2、如中共不识时务拒行上述途径，那就必然要走由革命到民主的途径了，虽然其社会成本和代价很高，最佳程度不如第一条总途径，但也不得已而为之。
即：由革命到民主（其中融合着由量变到质变）——突变地由上到下——突变后扩大自由落实民主。
总之，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途径是一个虚实结合、质量互变、前后接换、多种具体途径融合组合，或改良或革命或二者结合的过程。和平改良的途径应是最佳选择，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选择革命的途径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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