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7月4日是美国国庆。1776年的今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齐聚费城签署《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表面上看，这个日子和中国与法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曾经有人为这个日子热烈欢呼。这个欢呼者并不是今天被民族主义者所蔑称的“西奴”、“带路党”，而恰恰是他们所拥护捍卫的对象——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临近结束的1944年，中共设在陪都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于7月4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在这篇社论中，中共热情讴歌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并且试图把美国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从杰斐逊到林肯，在社论看来都具有共产主义的色彩。社论甚至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苏联相提并论，称之为“民主世界的双璧”。在社论结尾，作者还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40多年后，随着柏林墙和苏联帝国的倒掉，以及苏联体制内幕逐渐为人所知，所谓“民主世界的双璧”显然成了一个笑话。但还原历史场景来看，中共的7月4日社论并不是单纯地歌颂自由民主，而更多地是出于策略考虑。虽然从意识形态到组织结构，中共一度都是苏共的模仿者和继承者，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共在抗日战争临近尾声时努力向美国示好，同国民党竞争来博得美国的支持，7月4日社论就是这种竞争姿态的典型例子。除了这篇社论，在1943、1944年间，新华日报还刊发了如《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真实的民主战士》《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等一系列歌颂美国的文章。

得益于笑蜀先生编撰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还能在半个世纪后为人所知。然而正如那篇7月4日社论所提到的，“国民党今天的一部分统治人士竟十分厌恶（民有、民治、民享）这个口号，如同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事业上怠工一样，他们直到美国民主共和国出现的168年后，还拒绝实行民主制度，并且学着希特勒的腔调，指斥这是已经落伍了的‘18世纪的学说’。”看上去，通过指责国民党，作者许下了“庄严承诺”来推行民主制度。

希特勒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他拒绝民主的底气来自于德国从一战废墟中奇迹般崛起的成就，以及日耳曼民族独特的精神遗产。这种类似的底气同样支撑着今天的当政者和“中国模式”鼓吹者的话语——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并不反对民主本身。风靡一时的《中国震撼》的作者就声称，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走民主创新之路。

无论态度多么慷慨激昂，正反双方都无意中用“民主”过度简化了本来纷繁复杂的中国问题。事实上，今天中国许多问题的症结，与其说在民主，不如说在自由。《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当时还有一定程度上容忍异议的自由。甚至在执政者力推的《建党伟业》电影中，观众也能解读出另一种意味：原来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还有办报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

正是在这种相对自由氛围中诞生了自己的掘墓人。作为在国统区歌颂美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前辈，中国共产党掌握权力之后严格地监控着后来的效仿者，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经历了一个从“立约”到“毁约”的转变。从“肃反”到“反右”，甚至到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历史的先声》一书虽然只是集当年文章之作，仍然被禁，不得重印。编者笑蜀本人也辗转多地，最近又以“休学术假”名义被逐出供职单位。面对“建党伟业”热潮，中央统战部不解风情但颇合时宜地宣布：现有党派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100年前辛亥革命胜利后，很快进入到议会纷争不断、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被人悲愤地称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而今年7月1日当天，在中国大陆媒体一面倒地以盛世图景迎合党庆之际，上海《东方早报》独辟蹊径地推出当日头版，纪念中共第一代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这些满怀赤诚救国之心的先驱们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在一个自由尚存的时代中开创的建党事业，会浪费更多的头颅和鲜血，换来一个更加虚假的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