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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苏联解体和关注普京复辟——他面对现在盛大的、针对于他的示威游行，要求重新实施立法大选，改正舞弊和黑箱作业——却强言夺理，负隅顽抗之——是关注一个事务的不可分割的两面体；也就是说，考量苏联解体的因素，必然和估价普京何以得逞，一体相连。前者的肯定，必然包含后者的负面因素；后者的负面因素，必然导致对于苏联解体因素和民主抗争之不足的考虑。二者之中，偏废任何一元，都无法解释何以自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苏联改革模式不能完全避免独裁和专制之倒退。于是，我们可以从苏联人、俄国人简单的政治思想史说起。俄罗斯伟大思想家，自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盛行的改革和革命道路，先天就缺乏政治路径和政治价值的准确定位。这个阙如，表现在俄罗斯人，可以说是精神的巨人，而同时，是实践的侏儒。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和俄罗斯自由主义抗衡的政治力量，总是共产党和列宁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这要归结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另起炉灶。这个另类的政治思想，往往在世俗政治和“巡神”空想上面游弋不定。
于是，当所有世俗政治路径被实际取消以后，列宁主义就可以乘虚而入；就像他们现在还在依靠俄罗斯共产党来制约普京的右翼独裁。这是俄罗斯人一直以来，甚至彷徨在斯大林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悲剧。不像很多西方乃至东方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启动之必备元素之存在。这些元素，为政党政治和政治人物的反对党色彩所规定。比如，这个反对党政治在印度（有甘地），在南非（有曼德拉），在缅甸（有昂山素季）……在前苏联，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萨哈罗夫，与其说他们是反对派领袖，不如说他们是异议分子和精神导师。
这些人的抗争在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所起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很低。但是，他们不像美国之驴，象之争之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在独立以前，就架构了民主制衡的政治路径；也不像日本和印度那样，出现了可以弥补和对峙政权的政治人物如甘地，如大隈重信，等等。日本人所谓反对党构成“敌国”之政党轮替形式，在苏联并不存在。他们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并未引领苏联民主力量，形成制约执政党的政治框架。这个致命的弱点，在以后叶利钦和戈氏时期，经过后来普京的负面运作，让统一俄罗斯“政权党”变成过去类似苏联共产党的超级政党。这个超级党（按照戈氏说法），业已凌驾于杜马，政府和（其他）政党之上。
这样，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试验，形成两个蹊跷的结果。一个是，苏联解体——另外一个是，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倒退和复辟。人们单一解说戈氏甚至赫鲁晓夫的试验，只是言及事务的一半；另外一半，则是由于苏联的改革之类似宿命的无路径模式，导致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独立，让位于专制倒退的实践做为。这是普京自觉、不自觉沿袭苏联改革不伦不类之处而栖身于假改革，真独裁之现实的缘由。我们看到，苏联解体的不足和缺憾，实质上，来自苏联内部某种精神，道德和自由抗争——但是，其实苏联解体主要的因素在于西方的强大之正面冷战压力——如何估价冷战价值和冷战结构，还是一个并未说破的话题。
回顾与此，我们可以援引苏联前代总理的看法，将此话题予以补充之。按照盖达尔的叙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苏联经济业已出现全面的倒退和萎缩。其支撑工业，石油，粮食，金融的经济体系，皆陷入严重困境；他在《帝国的消亡》一书里，甚至讲到莫斯科商店里没有香烟和人们排队买面包的情形。所有经济指标在图标上，全部呈现向右下滑的向右“进行曲”，可惜这个进行曲完全转调，破碎和虚弱不堪。此时，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或曰一个政治经济概念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苏联政权的体面和形象。
这个概念，就是苏联对于欧、美国家实在无奈情形下被迫接受的“政治贷款”。这个“政治贷款”的条件允诺，就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完全导向自由主义。这个政治贷款的基本情形，一如盖达尔所叙述的，是苏联不得不就范于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苏联解体因素。叶戈尔.盖达尔说“1990年2月至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主张独立的一方大获全胜。”“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１９９１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低头了。
“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法再靠武力保住帝国”。“1991年3月—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打算根本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1991年7月30日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关键性让步，同意实行单渠道税制、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完结，按照这种税制，苏联政权将在国家资金来源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完全依赖各共和国。实际上这是促使帝国解体的一个决定，它将成为一个较松散的邦联制国家。”
故此，估计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诚实地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就是，一，如果没有西方冷战的强大压力，苏联不会解体。二，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适时退让——这是一种伟大的，不得不施行的妥协，苏联也不会解体——他可能转入类似现在朝鲜式的经济危机和政权压迫；三，但是，苏联之极权主义消灭了国内任何反对党存在，使得苏联异议分子只能形成精神，哲学和文学的、基本上是被迫和消极的抵制和抗争——相对于施行强大反对党政治行动；四，苏联的政党政治天然的缺陷，导致苏联解体以后，真正反对党的空洞，为普京废黜三权分立，实施独裁，奠定了基础。最后，苏联改革模式对于中国人的启示，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缺乏一个反对制衡势力，你，就要创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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