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马思聪，立马想起的不是“思乡曲”，却是北京景山。

　　儿时的情景如一张受了潮的水墨画，轮廓已然模糊。可唯有在景山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那段日子相对清晰。也许，那是我在“狗都嫌”的年纪上唯一可受到表扬的环境。听我现在说话这动静大概很难令人相信，我那会儿居然有一付“金嗓子”，且不但五音齐全，七音也找对了地方。记得考友谊合唱团时，半曲唱毕，钟维国老师已含笑点头。我随即被分配唱“B1”声部。钟老师是个训练儿童合唱的高手。虽童声无法按成人那样分“女高﹑女中﹑男高﹑男低”，却效法分成了“A1﹑A2﹑B1﹑B2” 四部。“B1”相当于成人合唱团的男高，正和我意。

　　从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起，我尝到了唱“B1”的甜头。长大后上了音乐学院才知道，男高音往往是混声合唱中最有油水的声部。它有时与女高音同唱主旋律，有时则冒出几句漂亮的付旋律，飘逸似彩虹，潇洒如流云。“队歌”的第二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便是如此一例，唱得我得意非凡，下巴随“先锋感”翘起。

　　每星期一次的合唱团活动雷打不动。从学校出发，乘四分钱的无轨电车，囊中羞涩时亦可步行，便来到景山公园。伙伴们鱼贯而入，一路嘻笑撕打，绕着煤山山脚跑进宫里去练歌。途中每每路经那棵木栏杆围着的“罪槐”，遂几分肃然起敬，几分肉跳心惊。耳边似响起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杀声震天，猛见得崇祯披头散发吊在那树上摇来晃去……。可李自成到手的皇位还没坐热就被赶出了京城，显然没顾得上狠抓意识形态。那会儿的孩子说不出几个古代先哲，可侃起农民起义的领袖却倒背如流。二百年后又一轮回。洪秀全半壁江山到手就自封“天王”，招佳丽三千终日荒淫。据传他曾选几百男童入宫，净身之后作各阶层的管理干部。宫内除了他几无完整男人，以保和谐社会。又是百年。毛泽东比洪秀全高明百倍，洗脑术将亿万孩童一网打尽。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歌手，童男童女们高唱着“跟着毛泽东”，欢蹦乱跳地入宫被“净魂”。呜呼﹗这一代可还剩下个把完整的“人”﹖

　　据说洪秀全的净身师多为江湖郎中，不是阉得不够就是阉死了人，活下来的合格干部所剩无几。文革前的“净魂师”远不够老练，时常会犯些低级错误。钟老师在如烟的红歌中居然藏进几首西方古典歌曲教我们来唱。韦伯的“猎人之歌”就是我在友谊合唱团时学会的曲目。仅此“阉得不够”之罪，便足以使钟老师后来吃尽了苦头。

(二)

　　说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立马想起的不是北京景山，却是马思聪。




　　其实在我当时的年龄上，在乎的本不是唱的歌由谁作曲，而是“B1”声部有没有令我翘下巴的旋律。更是老师的好评，同伴的赞许，还有女孩子丢来的白眼和不屑一顾的撇嘴。之所以对马思聪印象如此之深，皆因在印成铅字的作曲家中，他是那会儿我见过的唯一一人。

　　有一年合唱团去广播电台录制“队歌”。在隔音玻璃那头的控制室内，坐着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他身穿一件广东那一带人常穿的“香云衫”，弧形玻璃后的那张脸有点变形。后来录音莫名其妙地中断，钟老师宣布原地休息。好一会儿才重新开录，却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只录齐唱不录合唱。事后听说，马思聪与领导干部在 “阉法”上发生了争执。马思聪要求录四声部合唱，领导却认为合唱是各唱各的调，如何听得清楚﹖此歌的词作者郭沫若当然不屑露面，就是露面也无济于事。这个堪称中国现代的“净魂大师”，早就“自宫”得干干净净。一场秀才与兵的遭遇战，马思聪败下阵来，跟着倒霉的是我们“B1”声部。以后每当在收音机里听到此歌我便忿忿不平﹕合唱版本比这好听多了﹗

　　晨雾终散留不住，“金嗓子”的风光转眼即逝。当喉头感到有点怪怪的不自在，我的友谊合唱团生涯便走到了头儿。马思聪，也随之悄悄地退出了我残缺的童年。

(三)

　　马思聪仓惶出逃。傅聪衣锦还乡。

　　这一出一进并非发生在同一年代，却几乎在同一年代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对“马思聪出逃”这一重大事件的获悉晚了几乎近十年。这怪不得我孤陋寡闻。1967年初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当马思聪夹着仅有的财产，一把小提琴，混在偷渡客中携家室冒死渡海投奔香港时，我关注的是妈妈被红卫兵剃的“阴阳头”上是否长齐了新发，爸爸是否从遥远的边陲捎回了只言词组。那年头，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我爸我妈，人人朝不保夕，跑了个作曲的与我有何相干﹖等进入音乐学院后再次搜寻这个以彩虹流云让我“先锋”了一回的马思聪时，才得知他已由中国音乐界的巨匠变成了“阶级敌人”。

　　论年龄，傅聪可算马思聪的学生。在使傅聪一举成名的1955年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上，马思聪已是评委。两代音乐家共有个精彩的名字，他们是“智者”，名如其人。傅聪于1958年底因父亲傅雷[2]被党的“左脸”批判而出逃英国。想不到老师步学生后尘，八年后“叛国投敌”去了美国。曾几何时，国人勒紧裤带“超英赶美”，你们岂不是蓄意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傅聪由党的“右脸”于1979年恩准回国时，马思聪仍在海外飘零。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先跑的先回来，倒也说得过去。

　　对傅聪的出逃，我同样是孤陋寡闻。不同的是，对我来说，他还没来得及成为阶下囚，便已当上了座上宾。可惜傅雷夫妇已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至死，没等上见儿子一面。衣锦还乡之际，傅聪将父亲多年来的书信整理出版。“傅雷家书”以其宏大的抒情更使“傅聪热”加温。那个时代音乐学院的学生以熟读“傅雷家书” 为一种深沉的时髦——，即爱党，又爱艺术。



　　无论说“傅聪认识我”或“我认识傅聪”都言过其实。尽管在一个朋友家里见了他一面，可我一定像个小学徒见大师，连贯的话也说不了几句。紧张中却没忘请他在 “傅雷家书”上签名，使我特有的“时髦”即有了真传又有了底蕴。如今此书早不知去向，丢的不仅是书，还是对“家书”解读的特权。几天后，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公开教学，校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教学结束后一群群人意犹未尽，站在音乐厅门口兴奋地高谈阔论。有人说，傅聪弹出的“降A”与“升G”听起来大不一样 [3]。有人说，傅聪就是弹错了音也错得漂亮……。

　　那是个把我这个“北大荒人”冻得发抖的上海隆冬，我卷缩在被窝里挑灯夜读“傅雷家书”。鲜活的感情挤压了思考的空间。可感情沉淀之后，理智便死灰复燃﹕叛逃无疑是反党，而家书对党的忠诚岂不无情否定了叛逃的理由﹖叛者苦恋着叛的对象，所幸投靠的“敌国”保障了叛者即“爱”又“叛”的权力。这一别扭的逻辑让人越想越胡涂。当脑子如一锅浆糊时，本能的生理反应就是“深沉”。于是，我重新投入到原始的感情中去。纠缠于思考与抒情之间，我像一个被逼向墙角的桥牌手把手中的几张纸牌捻来捻去——，党﹑领袖﹑政府﹑疆土﹑民族……。一个最聪慧的社会群体啊﹗智者们，你们几十年来虽被打断了脊梁却仍倾满腔热血挚爱的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绝望中桥牌手丧失理智地发作，索性把几张牌一股脑儿塞进了嘴里。嚼烂之后“啪”的一口吐出，于是我心安理得地相信，这难以言表的浆状物就是当代文人全部爱的归宿。

　　他们称其为“祖国”。

(四)

　　“傅聪旋风”刚刚吹痒了上海滩文化青年的心，紧接着，不速之客钢琴家阿什肯纳齐 [4]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撞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无论中国的“二聪”是欣慰还是尴尬，阿什肯纳齐的出现婉转地暗示了国人﹕中国音乐家的叛逃竟意外地与国际接了轨。

　　当时的我虽听说阿什肯纳齐很有名，但想不到他竟有名得让李教授大惊失色。那是一个仲夏的午后。李教授路经学校的音乐厅时，忽听得从虚掩的门后传来一阵不凡的钢琴声。他不觉驻足。透过门缝，李教授看见了惊人的一幕﹕一个西方人在没有空调没开风扇的闷罐子般的音乐厅里，光着膀子挥汗弹琴，身上湿得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再定睛一看，李教授呆了。——阿什肯纳齐﹗他没敢破门而入，却调头朝党委办公室奔去。不知所措时当然应该“依靠组织”。顾不上向路遇的莫名其妙者解释，他三步并两步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喃喃自语﹕阿什肯纳齐来了﹗阿什肯纳齐来了﹗……



　　1979年，阿什肯纳齐随英国BBC电台来上海拍电影。据说他来得很低调，中国音乐界对此竟一无所知。那天BBC一行来到音乐学院，他便一个人闲逛进了音乐厅。看见台上摆着一架“斯坦威”演奏琴，他一下子来了琴瘾，于是便出现了让李教授惊吓的场景。这一天下掉下来的“活宝”使音乐学院兴奋得乱了方寸。经协商，阿什肯纳齐终于同意举行一场“内部独奏音乐会”。虽是“内部”，但仍走漏了风声，音乐学院再次迎来了水泄不通。有幸求得一票，我目瞪口呆头重脚轻，像喝醉了酒。对这场音乐会，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内部”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钢琴是啥玩艺儿。

　　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巧合。要知道，阿什肯纳齐与傅聪曾短兵相接，或称同台献艺。他俩在同一国际比赛中脱颖而出，阿什肯纳齐获第二，傅聪第三。可据说有些评委因坚持认为阿什肯纳齐应获第一而拒绝签字。至于马思聪是否签了字并不重要，也无从考证。重要的是，傅聪出逃几年之后，阿什肯纳齐也逃离了苏联，先旅居英国，后入冰岛籍。获得了精神的自由，阿什肯纳齐在世界乐坛如鱼得水。惊现上海时，正值他处于琴艺的颠峰状态。

　　也许，冷战中的苏联毕竟有别于“新中国”，阿什肯纳齐就是跑，身段也比傅聪从容，或许称“出走”较为准确。既敢出走，何惧我行我素﹖他没像傅聪那样在“敌国” 自我约法三章﹕不入外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做任何有损“祖国”的言行。大概因头脑过于简单，阿什肯纳齐言必所思口无遮拦，常常把前者既“叛”又“爱”的那团湿乎乎的浆状物不当回事儿。他痛斥苏共的洗脑术灭绝人性，并为萧斯塔科维奇 [5]口述的揭露文化专制的“见证”一书写序。他尤其赞扬为反抗共产极权而流亡的索尔仁尼琴，称其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此离心离德，量他也拿不出一迭将 “党”与“艺术”同歌共泣的书信，以出版“阿什肯纳齐家书”。我想，此乃苏联一代青年远不如我们“深沉”的原因。

　　“不速之客”不仅闯入了音乐学院，也松动了我的封闭世界。他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钢琴，什么是音乐。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一个精神启蒙的切入点。撕开铁幕的一角，一个二十世纪思想者集体叛逆的宏伟画卷渐渐在眼前展现……

(五)

　　听母亲说，我在别的孩子还不会说话的年龄就会唱歌。天下当妈的个个说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其实，那歌唱得一定和哭差不多。不过，我之所以喜欢音乐，很可能要归于幼儿混沌中的耳濡目染。至今仍依稀记得，躺在疲倦的灯光下，迷迷糊糊地听母亲的歌声渐渐远去﹕“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

　　“苏武”伴我长大，转眼到了“狗都嫌”的年纪。那么大小的孩子多不可理喻。挺好的歌，一到我们嘴里就变味儿。去合唱团时，伙伴们常推推搡搡绕着山脚边跑边吼﹕ “苏武老头卖豆腐。买卖赔了本儿，回家打媳妇……”

　　1985年，当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的寓所里接到“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彻底平反的通知”时，不由得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九年哪﹗”

　　可马思聪毕竟不是苏武。苏被流放。马为逃亡。流放，是被动承受政权对你的惩罚。逃亡，是主动对抗政权对你的迫害。令人费解的是，何为“平反”﹖“平反” 不是认错，更非道歉，却是迫害者给被迫害者的赏赐和感激涕零的机会，随手往伤口上再撒点盐。以高尚体验疼痛便产生了“文学”。“傅聪旋风”恰为萌动的“伤痕文学”推波助澜。被“平”了“反”的逃亡者百感交集回到了逃亡的起点。故友热泪盈眶，亲人抱头痛哭。昔日“左脸”政策失误既往不咎，如今“右脸”英明伟大交口赞颂。

　　牧羊也罢，卖豆腐也罢，苏武被流放至北海，即今日的贝加尔湖，苦熬了十九年。那深不可测的“西伯利亚的蓝眼睛”镶嵌在现俄罗斯前苏联的疆域。那里，正是阿什肯纳齐及其前辈的摇篮与故地。

　　古代的铁血，现代的杀戮。冰天雪地之中，他们握手弹冠。

　　历史，在这里交接。

(六)

　　如论资排辈，阿什肯纳齐只能算是个流亡“新秀”。苏联音乐家的叛逃几乎与“苏维埃”同时诞生。

　　说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是个艺术的“情种”也许并不过份。这块长出了柴可夫斯基与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土地简直像部机器一样，批量生产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作曲人才。而“十月革命”则是流水在线的另一部机器，专门经营“人才出口”。我所知的俄国作曲家在革命时期大致可分三类﹕萧斯塔科维奇等“新苏联”作曲家均与我唱 “队歌”时的年龄相仿，显然不具“跑”的意识和体能。而萧斯塔科维奇的老师， “俄国的莫扎特”格拉祖诺夫从1917年起，撇下未完成的第九交响曲就此封笔，一个音不写，直到也加入了“跑”的行列。剩下的，则“三十六计走为上”，纷纷像躲避瘟疫样地逃离了俄国。



　　最有理由逃跑的，当推贵族出身生活富足的拉赫玛尼诺夫[6]。按照中国文革的标准，他铁定是个地道的“狗崽子”。他像一只地震前坐卧不安的老鼠，早在 “冬宫”炮响之前就预感不妙。对他来说，失去随心所欲的创作比失去地产更糟。在亲自指挥了自己作曲的阴森的“死亡岛”后，便趁出国演出之机逃离了风雨飘摇的圣彼得堡。他跑得很狼狈，携全家四口坐着雪橇仅带了几份乐谱直奔赫尔辛基，从此一去不返。

　　另一个年轻的普罗科菲耶夫[7]正在为创业奋斗。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第一部歌剧“赌徒”原本定于1917年首演，却因革命中的政局动荡而泡汤。这是个不详的预兆，暗示了普罗科菲耶夫如赌博样的人生。他不顾一个布尔什维克对他的警告，“若敢去美国则另当别论”，于1918年孤注一掷越海西行。他的倒霉几乎 与作曲一样出名，又一部歌剧“三个桔子的爱情”因编导突然意外死亡，在美国的首演被迫取消。然后他灰溜溜地去了巴黎。

　　与前两者相比，斯特拉文斯基[8]较为幸运。他随和豁达，放荡不羁，对新作曲法充满了兴趣与敏锐。1917年之前，他已有三部舞剧在西方出名，只是其中的“春之祭” 出名得很不光彩。由于手法过于现代，从巴松演奏的第一句开始，愤怒的观众就开始起哄。抗议声愈演愈烈以至演员听不见音乐，导演祇得站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对着台上高喊“一二三四”。这一艰难的演出没持续多久，斯特拉文斯基便从后门溜走以躲避清算。如普罗科菲耶夫的“赌徒”，“春之祭”似乎预示了斯特拉文斯基动荡的一生与俄国随之而来的骚乱。“十月革命”时他已在瑞士居留，本来并没打算长驻。他因此“跑”得十分轻松，只需原地不动。

　　假如他们留在了苏联，谁知道能否在清洗与整肃中劫后余生﹖

　　他们失去了“祖国”。世界获得了财富。

(七)

　　没跑的想跑，跑了的想回来。叛逃也似“围城”。

　　傅聪回国的意义远不止衣锦还乡，它开创了现代中国一个用不着“叛国”就能“投敌” 的时代。在他回国的当年，中国送出了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以后便络绎不绝，其中的大部份如今已在“敌国”安居乐业。

　　历史简直荒唐到捉弄人的地步。记得儿时唱得最解气的一首歌谣如是说，“一二三四五，山里有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谁能料到，马思聪尚未“平反”，恨不得吃了杜鲁门的一伙便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杜鲁门的国度﹖

　　虽同在“敌国”，“叛”与未“叛”的显然心境不同。留学生踌躇满志，马思聪郁郁寡欢。“当那杜鹃啼遍，声声添乡怨”。他写于1937年的“思乡曲”神奇地暗示了作曲家后半生的离乡背井，与“赌徒”与“春之祭”异曲同工。他深居简出，将全部的寄托注入作曲。可唯有几次去台湾的访问演出，让他找回了点名作曲家的感觉。想当初是国人皆知的音乐泰斗，“南有贺录汀，北有马思聪”。想不到投身革命几十年，如今却到了流落他乡的地步。

　　倘若能以当初在电台唱“队歌”时与其“一面之交”和他说上话，我定要对他说，贺录汀之爱女在文革中惨死，相比之下，你马思聪至少保住了女儿。

　　“泰斗”失去了光环。妻女获得了安宁。



(八)

　　脚跟未稳的苏共当局起初对叛逃风潮颇为迟钝，远不及中共对马思聪的逃跑反应得雷厉风行。东窗事发仅三月有余，公安部已组成了“项目组”风声鹤唳抓捕“同犯”。而苏共在斯大林于1928年全面掌权后，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高兴得过早的“叛国” 文人。先是他们的作品全面被禁，然后苏共便开动宣传机器口诛笔伐，向西方“腐朽”的艺术全面宣战。

　　面对“没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的指控与批判，三个叛者在这场“音乐冷战”中表现各异。

　　拉赫玛尼诺夫对苏共的回答，是病入膏肓的思乡与刻骨铭心的忧郁。他之所以被称为 “二十世纪最后的浪漫主义”，恐怕并不是因为他的理念，而是他的天性。天生多愁善感，悲伤与苦闷总与他如影随形。假如他凑巧听了马思聪的“思乡曲”，恐怕就是踏破铁鞋也要寻马为知己。他的音乐似病态西施样美得苦涩，且婆婆妈妈迭迭不休。眼见得充血的旋律就要山穷水尽，一转脸，又藕断丝连地被推向又一层次的宣泄，让人琢磨不透是高潮还是前戏。那惊人的作曲技巧来自他释放痛苦时波浪般的冲动。乐起乐落，他两眼通红。



　　而斯特拉文斯基几乎在任何方面皆与拉赫玛尼诺夫唱反调。在苏联当局对他的攻击谩骂中，你似乎听得见他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去你的﹗谁吃你这一套﹗”。他热衷于试验各种新奇的作曲技法，一会儿一个流派，一会儿一个“主义”。与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主义”相对，他开创的“新古典主义”偏爱冷漠而具 “骨感” 的管乐，讨厌“肉感”的弦乐缠绵地演奏冗长的旋律，而这正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拿手好戏。他三十年代入了法国籍，四十年代又入美国籍，不像拉赫玛尼诺夫虽半生在美国居留，直到临死前的两个月才不情愿地作了美国人。当1957年苏联的加加林驾航天飞船上天，一个餐馆侍者讨好似地问斯特拉文斯基是否为你的“祖国” 骄傲﹖不料他勃然大怒﹕“为什么苏联做得到而美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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