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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到大稻埕的「小艺埕」，聆听一场朗诵表演会。演出者是来自中国四川，现居德国的作家廖亦武。廖是中国当代最奇特的「民间故事」收集者，打滚社会边缘的余生诗人，也是走唱江湖的卖艺者，他表演的乐器包括口琴、洞箫、转经钵，还有他情绪音域变化度很高的嗓子。他把算盘当吉他来拨。
廖亦武在六四之后朗诵长诗〈屠杀〉，系狱四年，在黑牢中结交三教九流，从先锋派嬉皮诗人，「不关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底层社会的记录者。他自称四处打洞的耗子，专听强盗、小偷、杀人犯的故事。
不止如此，他也记录了当代中国底层各种奇特人物的生存方式与话语，有人将之比喻为中国的特寇（Studs Terkel）。读过《中国底层访谈录》，便知道他描写庶民生活的功力。他的访谈风格颇突出，少铺梗，单刀直入发问，让读者如临现场，融入受访者的陌异经验，时而打断受访者，介入受访者的情绪而引导话题。
他的「田野技巧」有多大成分是监狱中磨练出来的，令人好奇。他的文字如照相写实，毫不留情揭人疮疤，是一种写实主义的残酷。
廖亦武
他在《六四，我的证词》中描写1989年，六四之后他「流窜」四川各地，有一天在成都龙泉驿撞见的奇观：一个偷桃子的疯女孩，被几个大汉沿街拖行羞辱，在夏日滚烫的沥青路面上，这女孩屁股烫得冒青烟，还遭性侵，有两百余人参与这场荒谬的闹剧。
廖亦武说，大概是同样的群众，就在不久前，上街抗议示威游行，设路障烧军车，同解放军对峙。廖对中国群众陷入「癫狂时刻」的集体行为刻画得令人心惊。
廖 1997年某天访谈「底层诗人赵大虎」。赵大虎是他「文人」系列中的一号人物，游民般蜷居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教室，镇日做着扬名立万的文学大梦。廖亦武笔下的赵大虎自称：「我的灵魂是高贵的，可我的每个细胞都很贱，我常有当众撒尿的冲动。」
赵大虎的故事，可见廖对「文人」这个类属的界定，透显着来自底层社会之酸蚀般的自由，对照传统中国士大夫特权身段的惺惺作态。然而，赵大虎最自豪的还是自己的诗，据他说，被拿到文学院的研讨会上去讲评。
廖观察力敏锐，幽默而善於比喻。他在美国一场访谈中说：中国人群聚的「纽约法拉盛，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他说法拉盛街上的气味像极了中国的市集；他为了贪方便跟中国骗子买了假电话卡而念念不忘。廖的专长是说故事，你问他宏观问题，他还是用故事回答你。
六四1989
在小艺埕的晚会中，廖亦武最吸引我的，不是他那直白控诉中共屠杀的诗歌朗诵，不是那段泣血般的洞箫演奏，也不是他那身修行僧装扮（光头、袈裟、脚穿皮鞋），而是他在即席问答中论及的台北印象。廖刚在德国和台湾两地出版《六四，我的证词》，在台北国际书展给了演讲。
他说他对台北感到失望。整个书展空间就像大型菜市场，每个摊位彷彿都在叫卖廉价货色，竞相打折，书好像蔬果鱼肉，今天卖不完就不新鲜了。书商还聘请美女模特儿促销，书本煞似可擦身上的香水。而书展主办单位替演讲者准备的座椅同样粗陋不堪，让人觉得不受尊重。廖亦武几次将台湾跟西方国家做比较，说台湾是「原始民主」。
廖的评论使爆满的会场挤出几许笑声（尴尬、或会心的笑？）。他的观察确实洞穿了这些年来台湾出版界庸俗商品化的窘境。接着几个问题围绕着中共对於人权的迫害，台湾应该如何防卫中共的并吞与统战。还有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朋友，提到他的国家如何艰辛地与苏联（俄罗斯）比邻相处的历史。
廖亦武这个人的存在，就是极权主义的见证，他在私人聚会中直率地说，他是因为恐惧自己再度入狱而选择流亡。最近几年中国的气氛非常糟糕，许多维权、异议份子纷纷「被失踪」。如果再被抓进去关个十年，他的人生就到尽头了。因此，非走不可。但是，他强调，反专制是因为专制的丑陋侵犯了他的美感。他的反抗是基於美学的理由。
廖在狱中与死刑犯亲近。他曾经为一个死刑犯办了一场「毛规格葬礼」，代价是双手遭反铐二十三天，逼成一个「疯子」。体验过极端丑陋的酷刑与羞辱，使他对人性的脆弱充满警戒与同情。出狱后这些年，他仍须在特务的监控下卖艺写作，书稿数度被抄，只得不断重写。
负责监管他的警察，主动提供他「改行」的机会，比如开店摆摊卖衣服（要他把批发来的衣服安上名牌标籤）；又表示要提供优厚经费请他写作《丽江混混》。但他都拒绝了。这些例子可见中共「维稳」技巧的高超，如同廖亦武说的：中共现在的统治术就是利诱先行，无效便镇压侍候。人们对於中国政府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的说法耳熟能详。
这么庞大的钱，是怎么花掉的呢？除了购买先进监控设备、镇压武器、行政官僚开销等等，还有一种花钱方法就是「撒钱维稳」。这些钱一部分分润到社会基层，动员群众协助政权控制社会（实际上便是控制人民自身）。
例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坐牢之后被软禁在山东老家，作息日夜受到监控，除了便衣公安，当局还用钱买通了整个村子，驱使村民协同警察控制陈光诚全家。在一个由陈家人拍摄、偷渡出来的视频中，陈光诚平静笃定地诉说着他和家人的处境，镜头扫到陈家墙头上探头探脑的邻居村民。这个政权真是个结合了现代技术与封建性格的怪胎。
我们问廖亦武：你认为人永远受不了物质利益的诱惑，为何你可以例外？他的回答是逃离。廖亦武选择以流亡来逃离这个滋养他文学灵感的母体。我们又问：你离开中国，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不会中断你的写作计划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知道的故事一辈子写不完。过去半年他周游美国的中国城，也听到许多精彩的从中国逃逸的故事。
廖亦武这个人和他的故事，提醒我们两岸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包括政治制度以及人们对於「文明」与人际关系的态度。然而，两岸之间许多面向的距离正在快速拉近。
最后沉淀下来的，会是哪些微妙的歧异呢？廖亦武说台湾还处在「原始民主」，让我想到历史上新生民主社会的脆弱。而近年来两岸之间的政商利益网络，如藤蔓般急遽生长，这些货币利益已经攀附、钻生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们是否会腐蚀、甚至瓦解台湾尚未发育完好的民主制度呢？在商品拜物教统治的苍穹下，某种粗俗丑恶的美感，不正在拉近两岸的距离？
我们一夥朋友和廖亦武在深夜道别，在台北一条昏黑的街上。分手前看着他健朗的身形，顽皮的神采，简约的面部线条，我想起他在狱中「不顾死活地用竹签、棉花蘸紫药水创作」的〈给母亲〉（1991年3月）的第一节：
你总嫌我的诗句太长
而现在，命运却把你的儿子
压缩成一个短句
这个短句还在被删减
直到只剩下一堆皮囊
一个面目全非的强奸过的词
与性、性器官、性暴力勾连的词彙，充斥於廖亦武的写作中，但这些词彙不是眩目的魔幻隐喻，而是他生活过、体验过的真实。他一再说：我是不懂政治的。我反覆玩味他这句话，他彷彿说「反对共产党专制」不是他流亡的理由，他反抗是因为「来自底层的美学」不容删减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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