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接报后，毕节市成立由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开展调查。经过两天时间的走访排查，5名男孩的身份已得到确认。5名男孩家住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均陶姓，系兄弟或堂兄弟关系。

这是最近公之于众的有关孩子的悲剧新闻，看过之后，让人感觉异常沉重，忐忑不安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媒体报道之初，我们并不知道这5名男孩姓甚名谁，只是猜测他们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然而随着媒体的进一步报道，我们才知道他们并非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孩子，更不是被家长恶意抛弃的孩子，而是离家出走的孩子。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按照东西划分，贵州毫无疑问属于西部地区。在江泽民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口号曾被中国媒体和各级官员喊得震天价响，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西部依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贵州作为西南边陲，贫困程度令中东部地区无法想象。

毕节地处贵州高原屋脊，乌江、珠江发源地，东部和南部与同省的遵义市、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接壤，西部和北部与云南省、四川省毗邻。从地理位置上讲，毕节应该还不算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然而，在这个地方，孩子辍学却是常态。记得在两年前，原《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曾通过网络图文并茂地披露了10岁修理工王伟的情况,该报道虽然有根有据，但是在风靡网络之后却被当地官方和媒体矢口否认，称其图片均为摆拍。

“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这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标语。的确，在很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父母穷得叮当响也会让孩子读书，至少会读完中学。可是，不管民间的消息还是官方媒体的消息均显示，在毕节，尚未读完中小学便回家务农、出外务工的孩子不计其数。

笔者虽然不是贵州人，但通过一件事便可以印证孩子辍学在毕节乃至贵州全省的严重性。在本人的家乡湖北鄂州有不计其数的砖厂，以前在砖厂工作的几乎都是本地人，但在最近这些年里，本地人都不干这种苦差事了，取而代之的便是贵州人。就在几天前，笔者回了一趟老家，路上碰到两个十几岁的已为人母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一打听，果不其然，她们正是在砖厂工作的。据了解，很多在砖厂工作的贵州人都是孩子成群，因为离家乡远，所以计划生育部门无力干涉。如今，砖厂均面临拆除，不知道在几个月后这些贵州人何去何从。

媒体的报道显示，这5名死亡男孩的年龄从9岁到13岁不等。这个年龄的孩子本应该在学校里读小学或中学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家出走？据死者陶中林的父亲陶进友透露，5个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其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但未果。据死者陶冲和陶波的父亲陶元伍介绍，5名男孩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动员，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

显然，这些孩子之所以辍学，是因为厌学。这种厌学心理在当前的中国学生当中非常普遍，一些学生因为成绩不好，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所以一气之下，干脆辍学。因为回家后家长也会斥责，并且会想方设法让其重返校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选择离家出走。

时光的车轮已经驶入了冬季，11月的毕节虽然不一定会大雪纷飞，但肯定还是很冷的。5名男孩身上没有足够的钱，吃东西都困难，除了捡拾别人抛弃的剩饭剩菜就只能是向别人伸出乞讨之手了。可想而知，至少在死亡前几天之内他们是在饥寒交迫当中度过的，否则也不至于要躲到垃圾箱中围火取暖。

毕节官方在事发以后能够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重视的原因或许不单单是因为这5名男孩的死亡，可能更因为对自己乌纱帽的担忧。当然，不管重视的动机如何，重视总比漠视好。只是，警方的上述结论显然过于草率，难以让人心服口服。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系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但同样不排除是被冻死或者是其他原因致死。

在事发以后，毕竟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认为，此事暴露出毕节市在社会管理、社会救助和保学控辍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毕节将吸取教训，健全和完善主动救助工作联动机制，加强学校管理，认真开展关爱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其实，不仅仅是毕节一地，其它地方何尝不存在同样的问题？说是一地和有关部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普遍的社会问题和制度性问题。倘若地区发展差异不大、学校教育不是愚民教育、家长不惯养孩子、贫困家庭能得到政府救助，这种悲剧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的。

为了平息舆论，11月20日，毕节市委、市政府对在此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处理。七星关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唐兴全、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高守军被停职检查，同时接受组织调查。七星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张羿、民政局党组书记焦中华、海子街镇党委副书记穆元兴、海子街镇副镇长刘洪玺、海子街镇中心校校长吴康琴、擦枪岩村干沟小学校长周旺等相关责任人均被提请免职。

毕节官方能迅速处理相关责任人，应该肯定，但是我们决不能奢望有关孩子的噩梦会因此戛然而止，因为在这个唯利是图、唯权是尚的专制体制下，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权，保障公民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条款早已形同虚设。民政部门已经沦为维稳的机器，主要是在防范所谓的非法组织出现与活动，而教育部门则充当着替统治集团为孩子洗脑的工具。

此时此刻，相信盲人歌手周云蓬的那首《中国孩子》会再度在不少人的耳畔回响，它没有流行歌曲那样动人的旋律，也没有流行歌曲那样优美的词句，但是它却更能打动我们，因为他唱出了这个时代的真实，这个时代的黑暗。从克拉玛依大火到校车屡屡侧翻；从毒奶粉到毒疫苗；从屠童到黑砖窑、到毕节惨剧，有关孩子的悲剧层出不穷且触目惊心。

“十八大”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政治改革在中国依然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孩子的悲剧不会因为毕节5男孩垃圾箱死亡事件画上句点。在下一次悲剧发生时，《中国孩子》或许又会在我们心中、口中唱起，用歌声祭奠逝去的幼小生命。

2012年11月2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3期    20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