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密报》未普

明镜网编者按：习近平上任之后南巡，引起人们对邓小平南巡、推动改革的联想。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版的《中国密报》第3期未普的文章，涉及这一问题。

习近平应当走的路

最近海外中英文媒体披露了一条消息，很令人遐想。7月13日习近平和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有一场深入的谈话。萧翊在9月26日发於德国之声的文章对这场谈话有较详细的介绍。胡德平这些年一直作为太子党中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一派的总代表和总发言人，向习近平提出了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的改革建议。他还重提了胡习两个家族老一辈的深厚友情。对胡德平的改革建议，习完全接受，但从策略上，建议十八大前，不要过度解读政治改革，十八大之后再议。同时明确提出胡耀邦是党的正资产，暗示十八大之后给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嘱咐胡德平纪念胡耀邦，不要与党史形成对立。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两人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只有按照党纪国法处理，才能最大程度上减轻薄谷王事件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习近平特别向胡德平解释，他并不支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视察重庆的讲话，被当地报纸有意做了曲解。

萧翊说，习近平此举明显是在寻求思想理念的支持。笔者赞同他的这种看法。但如果因为这次会见便得出结论，说习近平主观上政治路线向右转，与高层公共知识分子结盟，却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前一阵子，习近平还会见了刘源智囊张木生，对刘和张的新民主主义的左翼主张，也仔细倾听。无论如何，能够倾听来自左的和来自右的各种主张，对即将执政的习近平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

但对中共而言，真正重大变动的可能，只可能发生在它走投无路的状况下。那时，中共想避免灭顶之灾和革命，除了采取“以专制结束专制”的举措，断无其他的“体面退让”的选择。而现在，时机显然还未到来。

中共执政虽然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内在和外在危机，但凭藉长达二十余年的高经济增长率，面对国际民主化浪潮的沖击，继续否认普世价值。而名列党内第三位的吴邦国，两年前就公开宣称，中国不搞多党制，不搞三权分立，不走西方民主道路；而最近中共高层又传出“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说明，中共体制在对外缺少国际压力，对内没有反对党和公民社会挑战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继续残喘几年。而致使中共得以残喘的力量，则来自於强大利益集团对任何有实质意义改革的顽强抵抗。

第三，蒋经国解禁能克服党内和蒋氏家族的反对力量，习近平改革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吗？一言九鼎的蒋经国运用独裁手段结束蒋家独裁，其实并非易事。蒋氏家族和国民党内保守派外省人，对大权旁落，心生恐惧。根据《自由时报》记者赵卿惠的文章“从‘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说起”，蒋经国1986年10月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宣佈，政府准备解除戒严。之后不久，85岁的宋美龄在阔别台北近十年后，首次返台。台湾舆论纷纷猜测，这是国民党保守派敦促宋美龄回台湾，以便重新集结力量，继承蒋氏大统。

殷海光先生把这些人生怕失掉政权的恐惧感称作“政治神经衰弱症”。他在《自由中国》一文中指出，政治人物因党化思想的病菌蔓延和扩散而产生一种病，就是 “政治神经衰弱症”，徵兆是：“满眼都是敌人，事事可虑，内心高度紧张，情绪无法平衡，对人对事都有不健康的判断，这样一来，就成了恶性循环……”

在中国大陆，患有这样的“政治神经衰弱症”的中共官员，比比皆是。特别是到了十八大换届时，中共几乎患了集体恐惧症和集体衰弱症，生怕权力的丧失带来利益的流失，甚至被清算。捍卫自己家族和集团的利益，已经成了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基本目的。

这点和蒋经国坚持一党专制的目的不一样。蒋经国是为了反共。1955年，美国学者怀丁（Allen Mhiting）访问蒋经国时，蒋经国曾对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共匪攻击得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蒋经国坚定的反共意识，应当是在80年代中共开启改革与开放时逐渐削弱的。而江南事件的发生，使蒋经国意识到，为了那个反共目的而维持的一党专政，反而使台湾离民主越来越远。当反共目的淡化了，为反共目的而维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也就随之而淡化。淡化了的意识形态便为开放党禁和报禁奠定了基础。

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护特殊利益，为了这个目的，利益集团对任何削减他们利益的改革，都会极尽抵抗和破坏之能事。正如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所说：“政治制度已经被既得利益者攫取”，“如果你希望改变现状，利益集团将失去他们有的。他们处於制度内部，他们将会抵制。”（《中国密报》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