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来，中国以《求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为阵地而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反对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中国对于宪政的大辩论。到目前为止，公开在官方全国性主要媒体上发表的反对宪政的系列文章有如下一些。

5月21日，《求是》属下半月刊《红旗文稿》发表了署名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5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论。

5月30日《党建》刊出《认清“宪政”的本质》，将主张宪政定为“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5月31日《人民日报》也发了《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文，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角度亮明反对宪政的立场。

6月1日《求是》杂志发署名夏春涛的文章《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将提倡宪政作为西化的代表，是要使中国走上邪路。

6月13日《红旗文稿》  （ 期号：2013/11   ）发表了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再次将宪政归结为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是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

与官方如此密集反对宪政文章的出台相应的是中国民间一大批学者顽强坚守学术良知，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依然发出主张宪政的声音。但是我们同时清楚的看到，这些主张宪政的文章都无法在官方媒体刊出，而只能在网络或其他非官方媒体发表。这就揭示了这次反宪政与维护宪政不是个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个政治宣示的问题。若是理论探讨，应该双方声音都可以在同一平台发出，而事实上却是主张宪政者根本没有官员媒体发声的平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官方公开的媒体表面以理论形式齐声声讨宪政的同时，从传播工具的角度来阻止宪政的努力也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对李殿仁中将采访的形式，发表了《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其中提出：“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另外还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提出了批判。李殿仁中将谈话显然不仅是要批判三种思潮，他其实重点是要对传播思潮的领域——微博，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发出占领的动员令。他明确指出：“正如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两面性一样，如果微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甚至进行网络颠覆活动，微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阵地，对于国家政权安全、国防安全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已成为与敌对势力较量的网络战场。”这种中将谈“网络战场”实在带有太浓的火药味道。

耐人寻味的是，在官媒理论上讨伐宪政，在传播领域上围剿宪政的同时，现实社会中就跳出公开要求对主张宪政者惩罚的声音。6月4日，中南大学教师孙锡良通过微博提出停止贺卫方党籍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现在必须做一件事：停止@贺卫方的党籍。理由很充分：贺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实行宪政，不能再搁置下去，而且他又限定宪政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示下，@北京大学 还能无动于衷吗？ 共产党还要无动于衷吗？要么承认贺卫方正确，要么让贺卫方退出共产党，没有兼容性，我等结果！”虽然这招致了网络的一遍嘲笑与斥责之声，但这种直接针对宪政主张者要求权力介入来惩罚的行为，显然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

这种官方主要媒体高度一致反对宪政，军方高级将领出来阻止宪政传播，大学教师出来指名道姓要求以开除党籍来惩罚主张宪政的个人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全方位、立体性、大规模从理论到现实对宪政的围剿。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场围剿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只要国人对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还保持有丁点的记忆，那么这次反宪政风潮的深层政治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这仍然不能勾起一些人对政治运动的警惕，那么今年3月底以来全国大规模拘押公开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行动，应该明确了时下政治权力的指向。这一切从舆论造势到将领发放，从个体跳出来公开指控到群体性逮捕镇压，无不显示出中国六十几年来定期的政治癫狂症终于又一次发作。至于这次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大的危害，目前尚难定论。

这场反对宪政的狂潮究竟起自何地？目前还是雾里看花，难以清晰。如果说这是中共新领导最高层的旨意，那么一个提出“权为民赋”，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公开宣示“尊重宪法”，反复强调严惩腐败的人，怎么可能反对宪政？而如果没有高层的主导，这股反宪歪风又怎么会如此强劲地大规模、全方位、立体性在全国展开？这的确是个极其矛盾而颇费思量的问题。

应该承认，所谓宪政的汉语表达，至今最经典的莫过于“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近月以来，在如此大规模反宪政的文字中，实在难以读出一点对宪政的真正理解。那些将宪政定性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甚至对主张宪政者扣上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的言辞，除了显示一脸的阶级仇恨与满脑的阶级斗争思维外，宪政的皮毛他们都没有摸到。其实宪政极为简单，就是一则保护公民权利，再则限制公共权力。这个对权利保护与对权力限制就是宪政的本质。而“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正是这保护与限制的形象而精辟的表达。当权力被关入笼子里时，就不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也就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当权力活动空间以笼子为边界时，这就明确了权力的范围，限制了权力的肆虐。所以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里，就是汉语表达上的经典的宪政。

其实那些所谓三权分立、多党轮替、代议制民主等等，事实上是人类至今所摸索到的一些实现宪政的手段或路径，它们既不是宪政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宪政的本质特征。人类达成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的路径、方法应该有多条。正如一些国家没有宪法，却也实行了宪政，而一些国家虽有宪法却仍然远离着宪政一样。可以看到，宪法并不是宪政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那么三权分立、多党轮替、议会民主等等又怎么会是宪政的必须方式，甚至就成为宪政的代词？

应该说至今人类在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等治理社会手段上，都是个经验问题，也就是说，至今人类在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上证明有效的有这些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但这并不意味这种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替就是唯一的，舍此别无他途的宪政治理手段。那么如果真心要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途径与手段应该允许多方尝试。只是不管如何尝试，首先得明确对权利保护与权力限制这个目标。

从反对宪政的文章中，我们除了能够读出他们对宪政无知外，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反感与对限制权力的恐惧。从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宪政的本质和实质，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宪政的经典文献《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找到具体注解。这三部文献尽管时间上相差百年，内容表述和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体现的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也存在差异，但它们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在当今西方世界，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或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对于稍有人权知识的人，就会清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等这些被冠以资本主义宪政经典文献的东西，其实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源流、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1848年之所以联合国能够发布《世界人权宣言》，那并不是几个世界精英（其中也包括中国当时的外交官张彭春）一夜拍脑袋拟成，他们正是在这些《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等等各国先贤摸索总结出的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成果上提炼、凝结而成，有些条文甚至就是这些被称为所谓资本主义经典文献的原样。如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国《人权宣言》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和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些所谓资本主义文献，其实内涵着诸多《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理念，它们为《世界人权宣言》的拟定提供着精神资源。难道我们今天因为反对宪政就能否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那么《世界人权宣言》岂不成为无源之水，其核实价值何以成立？

从今天中国大陆反宪政者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因为反对宪政的一些形式与手段，而将宪政的本质抛弃，进而为否定西方世界创造出来的好东西，将人类的文明成果与价值理念彻底否定，直至抽空、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所以反宪政必然走到反人权，更进一步走到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最后他们必然会走到全人类的对立面。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今年5月以来，中国以《求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为阵地而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反对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中国对于宪政的大辩论。到目前为止，公开在官方全国性主要媒体上发表的反对宪政的系列文章有如下一些。

5月21日，《求是》属下半月刊《红旗文稿》发表了署名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5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论。

5月30日《党建》刊出《认清“宪政”的本质》，将主张宪政定为“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5月31日《人民日报》也发了《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文，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角度亮明反对宪政的立场。

6月1日《求是》杂志发署名夏春涛的文章《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将提倡宪政作为西化的代表，是要使中国走上邪路。

6月13日《红旗文稿》  （ 期号：2013/11   ）发表了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再次将宪政归结为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是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

与官方如此密集反对宪政文章的出台相应的是中国民间一大批学者顽强坚守学术良知，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依然发出主张宪政的声音。但是我们同时清楚的看到，这些主张宪政的文章都无法在官方媒体刊出，而只能在网络或其他非官方媒体发表。这就揭示了这次反宪政与维护宪政不是个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个政治宣示的问题。若是理论探讨，应该双方声音都可以在同一平台发出，而事实上却是主张宪政者根本没有官员媒体发声的平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官方公开的媒体表面以理论形式齐声声讨宪政的同时，从传播工具的角度来阻止宪政的努力也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对李殿仁中将采访的形式，发表了《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其中提出：“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另外还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提出了批判。李殿仁中将谈话显然不仅是要批判三种思潮，他其实重点是要对传播思潮的领域——微博，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发出占领的动员令。他明确指出：“正如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两面性一样，如果微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甚至进行网络颠覆活动，微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阵地，对于国家政权安全、国防安全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已成为与敌对势力较量的网络战场。”这种中将谈“网络战场”实在带有太浓的火药味道。

耐人寻味的是，在官媒理论上讨伐宪政，在传播领域上围剿宪政的同时，现实社会中就跳出公开要求对主张宪政者惩罚的声音。6月4日，中南大学教师孙锡良通过微博提出停止贺卫方党籍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现在必须做一件事：停止@贺卫方的党籍。理由很充分：贺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实行宪政，不能再搁置下去，而且他又限定宪政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示下，@北京大学 还能无动于衷吗？ 共产党还要无动于衷吗？要么承认贺卫方正确，要么让贺卫方退出共产党，没有兼容性，我等结果！”虽然这招致了网络的一遍嘲笑与斥责之声，但这种直接针对宪政主张者要求权力介入来惩罚的行为，显然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

这种官方主要媒体高度一致反对宪政，军方高级将领出来阻止宪政传播，大学教师出来指名道姓要求以开除党籍来惩罚主张宪政的个人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全方位、立体性、大规模从理论到现实对宪政的围剿。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场围剿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只要国人对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还保持有丁点的记忆，那么这次反宪政风潮的深层政治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这仍然不能勾起一些人对政治运动的警惕，那么今年3月底以来全国大规模拘押公开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行动，应该明确了时下政治权力的指向。这一切从舆论造势到将领发放，从个体跳出来公开指控到群体性逮捕镇压，无不显示出中国六十几年来定期的政治癫狂症终于又一次发作。至于这次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大的危害，目前尚难定论。

这场反对宪政的狂潮究竟起自何地？目前还是雾里看花，难以清晰。如果说这是中共新领导最高层的旨意，那么一个提出“权为民赋”，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公开宣示“尊重宪法”，反复强调严惩腐败的人，怎么可能反对宪政？而如果没有高层的主导，这股反宪歪风又怎么会如此强劲地大规模、全方位、立体性在全国展开？这的确是个极其矛盾而颇费思量的问题。

应该承认，所谓宪政的汉语表达，至今最经典的莫过于“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近月以来，在如此大规模反宪政的文字中，实在难以读出一点对宪政的真正理解。那些将宪政定性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甚至对主张宪政者扣上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的言辞，除了显示一脸的阶级仇恨与满脑的阶级斗争思维外，宪政的皮毛他们都没有摸到。其实宪政极为简单，就是一则保护公民权利，再则限制公共权力。这个对权利保护与对权力限制就是宪政的本质。而“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正是这保护与限制的形象而精辟的表达。当权力被关入笼子里时，就不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也就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当权力活动空间以笼子为边界时，这就明确了权力的范围，限制了权力的肆虐。所以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里，就是汉语表达上的经典的宪政。

其实那些所谓三权分立、多党轮替、代议制民主等等，事实上是人类至今所摸索到的一些实现宪政的手段或路径，它们既不是宪政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宪政的本质特征。人类达成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的路径、方法应该有多条。正如一些国家没有宪法，却也实行了宪政，而一些国家虽有宪法却仍然远离着宪政一样。可以看到，宪法并不是宪政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那么三权分立、多党轮替、议会民主等等又怎么会是宪政的必须方式，甚至就成为宪政的代词？

应该说至今人类在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等治理社会手段上，都是个经验问题，也就是说，至今人类在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上证明有效的有这些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但这并不意味这种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替就是唯一的，舍此别无他途的宪政治理手段。那么如果真心要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途径与手段应该允许多方尝试。只是不管如何尝试，首先得明确对权利保护与权力限制这个目标。

从反对宪政的文章中，我们除了能够读出他们对宪政无知外，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反感与对限制权力的恐惧。从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宪政的本质和实质，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宪政的经典文献《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找到具体注解。这三部文献尽管时间上相差百年，内容表述和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体现的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也存在差异，但它们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在当今西方世界，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或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对于稍有人权知识的人，就会清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等这些被冠以资本主义宪政经典文献的东西，其实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源流、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1848年之所以联合国能够发布《世界人权宣言》，那并不是几个世界精英（其中也包括中国当时的外交官张彭春）一夜拍脑袋拟成，他们正是在这些《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等等各国先贤摸索总结出的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成果上提炼、凝结而成，有些条文甚至就是这些被称为所谓资本主义经典文献的原样。如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国《人权宣言》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和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些所谓资本主义文献，其实内涵着诸多《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理念，它们为《世界人权宣言》的拟定提供着精神资源。难道我们今天因为反对宪政就能否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那么《世界人权宣言》岂不成为无源之水，其核实价值何以成立？

此新闻共有2页  第1页  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