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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中国，出现一股否定宪政的倒宪逆流，来势汹汹。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化进程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竟然仍然会出现这种公然挑战世界历史潮流的逆流，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关于宪政问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清朝末年就有过争论。尽管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关于如何实现宪政的具体途径上有分歧，一方主张君主立宪，一方主张共和宪政，但双方在关于中国应当实行宪政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甚至即便是被称为腐朽专制王朝统治者的清廷，在最初镇压了百日维新之后，到后来也终于明白，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转而接受君主立宪，推行宪政。可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实行宪政已是中国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中国，尽管在追求实现这一政治梦想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们对于如何实现它有不同的认识，而作为一个民族，在实现梦想的途径和手段的选择上，也难免不犯错误，难免不会因选择不当而遭遇历史挫折和历史磨难，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实现这一理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百余年来民族大梦最重要的一部分。从清末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今日之中国，竟然还会有如此落后于时代的肉食者，其见识竟然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专制王朝统治者，竟然还在公开否定宪政，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在世界范围内，从家族王权统治，向宪政体制转变，从权力的专制垄断，向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转变，这是一种历史潮流。在当今世界，即便是那些残存的专制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或一时无法实现政治转型，它们也多少会标榜一番，以附和这一潮流为时尚，少有公然唱反调的。
即便是回顾中共历史，从中共建政前打着 “反独裁，反专制”和“民主建国”的宪政旗号，到建政后制定宪法，纵然是作秀而非真心实意，纵然是空口承诺，表面文章，却至少也属于附和迎合潮流之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尽管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内，实质上并无宪政可言，尽管他们在内心对宪政体制并不认同，尽管他们有政治强人之势，但是，以他们的政治头脑，都不敢去公开挑战这一世界历史潮流。今日北京的新主以毛邓的继承者自居，既无毛邓之势，又无毛邓之智，面对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不是与时俱进，却逆势而为，竟然敢公然挑战世界历史潮流，敢为毛邓之不敢为，真不知其底气从何而来。
一个国家国情不同，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会有差异，政治转型的快慢会有差别，路线图的设计也可以有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目标问题。显然，那种因技术性差异而否定目标本身，因国情道路不同而站在潮流的对立面的思维是十分可笑的。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政治转型成功了，而某些国家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先例，后进的国家应当思考的是如何从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而不是以国情和复杂性为籍口，拒绝进步，排斥潮流。
就一个执政者来说，如何对待作为世界历史潮流的宪政体制，这既反映了其思想的开明与否，也反映了其政治智商的高下。
倘若是一个开明的执政者，对于一个作为世界历史潮流的政治体制，他应当会诚心欢迎，积极引进，移植借鉴，为我所用，以与世界接轨。当然在具体实施上，他可以采用逐渐过渡，稳步推进的路线。
倘若是一个精明的执政者，即便有自身执政利益的考量，他也会明白潮流的力量，明白人心不可违的道理。纵使他要考虑自身利益，也会兼而顾之，如采用中体西用，表里兼顾的办法，将宪政体制，或至少是其表层体系，纳入自身原有体系之中，以示顺应潮流，不违人心所向。
倘若是一个成熟的执政者，他即便不认同宪政体制，他即便不愿曲意迎合，但鉴于它是世界历史潮流，他也会选择不争论，对之保持沉默，不置可否，或搁置推托，击鼓传花，以免没事找事，自招物议，自损形象。他会明白，人心所向，潮流所趋，公开否定，是为不智。
从理性上说，无论是积极主动，迎合潮流。还是保持沉默，搁置推托，都比逆势而为要好。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可以不与时俱进，你可以墨守成规，你可以击鼓传花，但是稍有理智，你都不会倒行逆施。借用当年清帝退位诏书中一句话“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对于人心所向，潮流所趋之事，诚心拥抱，顺水行舟，方为上上之策。纵有保留，则借重旗号，为我所用，以收揽人心，虽属投机，亦算智者之选。倘若既不认同又不愿违心迎合，则不置可否或搁置推托，纵然昏庸，不失官场老成。最为不智的是挑战潮流，逆人心而动。
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毛邓的继承者，对于宪政，你可以不象当年毛泽东那样打着宪政旗号，收揽人心，你可以不象后来邓小平那样不争论，避免纠缠，你也可以不象前任那样搁置推托，击鼓传花。对于宪政，你可以不欢迎它，可以不附和它，可以对它不置可否。你甚至可以抨击某一种宪政，如“资本主义宪政”，而推出一个自己的“特色”宪政，自封“高级阶段”，但是作为最低底线，无论思想开明与否，倘若稍有政治头脑，你都不会以“倒宪”面目出现，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宪政， 不会去公开挑战世界历史潮流和中国社会百余年来的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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