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英时先生最近在新亚书院６５周年座谈会上回答问题的报导：《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之后，虽然有一半赞同先生的观点，即他认为“制度性的儒家”是维护皇权的儒家；但对于另外一半，即先生又认为，还存在着一个“学术性的儒家”，关于这一点，我却不能不加以严重的质疑：难道在中国的传统之中，除了具有维护皇权的儒家之外，真还存在着一个“学术性的儒家”吗？那么这个“学术性的儒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儒家”呢？它提供给中国人的“学术性”又能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性”呢？

坦率地说，我根本就不认为真还存在着一个什么“学术性的儒家”，如果儒家真有“学术性”，那么这个所谓的“学术性”，它给中国人讲解了什么样的学术性的“道”理呢？在我看来，有没有“学术性”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前提，即在有没有“道”理性。按照老子的观点，有“道”即是有“理”，而老子的“道”即在对于宇宙万物的奥秘的揭示。换言之，能够发现和揭示宇宙万物的奥秘——“道”的学问，才能够称作是具有“学术性”的学问。而在今天从西方哲学的观点看来，也同样必须看它有没有“真理”，还包括有没有发现真理的逻辑性？即是说，只有发现了真理，而且还能够提供发现真理的逻辑性的学说，才可能称作是有“学术性”的学说，才能够称作是真正的哲学，或也可能是一门具体的科学。

那么我们要问，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的“儒学”，除了确实具有给历代皇家充当走狗、奴才的“学问”之外，它究竟还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可能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奥秘，以及还发现了什么样真理和逻辑的所谓“学术性”呢？在经过了近四十余年对于儒学的研究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此的“宇宙万物的奥秘”或“真理”，还更不要说什么“逻辑性”了，在孔丘及其儒家的大量所谓的“学问”之中，根本就是一个“空无”。而在其中真正所能具有的，无非是说了一些可能取悦上上下下许多中国人的大量常识性的（涉及人际关系的）“好听话”而已，而这些能够取悦中国人的“好听话”，却根本与揭示“宇宙万物的奥秘”和发现“真理”无关，更与“逻辑”无关。为什么无关？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主动地追求任何最起码能够贯穿于其中的“道”或“逻辑”的理论系统可言。而儒家文人们吹嘘的孔儒的所谓“忠恕之道”，除了全都是关于“亲亲尊尊长长”的“天下”（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的“经验”之谈之外，能够称作是老子的（“万物之奥”的）“道”吗，或能够称作是西方人的“真理”以及“逻辑”吗？而一个根本就没有涉及任何逻辑系统或“道”理性可言的所谓“儒家”，它能有资格被称作是具有真正“学术性的儒家”吗？

在我看来，如果说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的“儒学”还真会有什么“术”的话，那也只能称作是“谎术”和“骗术”，而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在今天看来，所谓的“学”，最起码应该是“哲学”，然后才可能是“科学”或“工程学”，说一句良心话，即使是西方人的“神学”，也比所谓的“儒学”更具有“学术性”的意义和价值。至少基督教的“神学”还能够具有最起码的要求“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平等”的真理性，而孔丘及其儒家的“儒学”能有什么样的真理呢？半点都没有啊！不仅没有，反而还更坚持了“人人永远不平等”的“礼乐主义”的“反真理性”。一个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真理性和逻辑性可言的东西，能够被称作是具有“学术性”的东西吗？而孔丘及其儒家能够称作是具有“学术性”的“儒家”吗？

余英时先生在谈话中举出了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儒学者们，例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说他们所提倡的新儒家是“学术性的儒家”。这些先生们的著作我全都读过一些，恕我直言，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人类的哲学，更不要说科学，当他们把孔儒的“学问”也当作是中国人的哲学来加以弘扬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中国人的依恋传统的“情感”，甚至“情绪”，而不是在弘扬什么中国传统的“哲学”，原因很简单，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所谓的“儒学”，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儒家们也根本就不具备最起码的人类哲学家的追求真理、发现真理、信仰真理的素质可言，而他们所标榜的所谓“新儒家”，至多也就不过是一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只会读“死书”以及讲“白话”和“空话”的顽固坚持坏传统的文人“作家”而已。为什么说是“坏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只有“反真理”、“无逻辑”的孔儒的坏东西，把这样的坏东西美化为中国传统的“哲学”，这就能够称作是具有“学术性”了吗？

余英时先生把陈独秀、胡适等先生的批判孔丘及其儒家的腐朽的思想，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以及提倡西方的普适价值的历史成就，居然也当作是近代儒家文人们的一种功绩来说道，似乎这也是儒家文人们的一种近代特有的贡献，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想要说明什么呢？这与“儒学”的“学术性”又能有什么样必然的联系呢？难道能够说，正是因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也曾经都是学习过儒家学问的文人，所以他们才可能接受西方科学、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么？而一个在黑暗之中呆久了的人，当他看到了阳光而发出惊呼的时候，难道这也能够说成是“黑暗”的（学术性的）“功劳”么？

说一句我心里的话，我敬重余英时老先生，老先生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美国享受到了很高学者的待遇，也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曾获得过不少国际著名的奖项，尤其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极高，然而从我这样一个哲学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先生在西方和美国学术界影响的力度，似乎尚不如后生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先生。显然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形而上哲学方面的知名度要比余英时先生高出一些，因此也更易为西方普遍的学者们所常称道一些。其中至深的原因，窃以为，这与余英时老先生身上中国儒家文人的味道太浓重，而西方形而上哲学的味道却太淡薄不无关系。关键的问题还在：形而上哲学，乃至科学的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和信仰真理的味道，才是真正“学术性”的味道。而孔丘及其儒家，则基本上不具备形而上哲学关于真理的“学术性”。有人可能会把儒家的《易经》捧出来与我叫板，但我可以告诉人们，孔儒的《易经》根本就与伏羲符号（八卦、六十四卦）的形而上哲学的品质完全无关，真正与它们深深有关的是老子的《道德经》。

我还可以更直率地讲，中国传统所谓的“儒学”，不仅不能够称作是“哲学”，而且根本就不应该被称作是“学”，因为它纯粹就只有“术”，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的“骗术”。然而非常可悲的是，中国人受骗了两千多年，至今仍然缺乏最起码从“受骗”的状态醒悟过来的可能，而还依旧沉迷在“尊孔读经学儒”的“传统”的毫无任何“学术性”可言的“酱缸”之中，一味煌煌然而毫无自知自省自觉。包括一些“著名”的文人，例如甚至包括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还仍旧在那里就像欣赏古代女人的“小脚”一样盲目地品尝《论语》之中的那些好听的名句、段落。究竟他们在欣赏什么呢？他们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无非都是一些经验现象的情感性的东西而已，而实质上根本就与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和信仰真理丝毫无关。因为如此的“欣赏”，都已经成为中国文人们长期以来极其顽固的传统的习惯了。是不可悲，孰为可悲？（2014,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