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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有關胡平先生提出的“見好就收，就壞就上”的爭論還在繼續。其實此論，胡平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當時是對“八九”運動經驗的總結。

 

凱源先生髮表文章說：“‘見壞就上，見好就收’的策略，是胡平在1990年初總結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的文章中提出來的。當時尚未出現互聯網，海外的媒體對 中共鎮壓八九民運的報導和評論，幾乎是一面倒地批評中共和老鄧的血腥殘忍，推崇學生及其領袖的英勇鬥爭精神。胡平大概是海外第一個對八九民運的學生及其領 袖所採用策略公開提出批評的人”，“說實話，當時我亦不理解胡平的此一批評。我當時以為八九民運發展到六四鎮壓，學生完全沒有責任，罪責全在中共，胡平的 說法有為中共開脫之嫌”，“現在事情已過去二十多年，我的看法有所變化，覺得胡平的批評有道理。八九民運未必一定導致六四鎮壓。如果學生，尤其是學生領 袖，在政治上更成熟一些，鬥爭經驗更豐富一些，及時地主動撤離廣場，八九民運可能導致另一種結果，趙紫陽未必下台，至少不會有這麼多學生和一般民眾死 亡。”（注）凱源先生所言很是中肯。今天，我們回看“八九”運動，大概都會同意他的說法。

 

胡平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好壞論”。

 

胡平先生提出的“好壞”論，其實是生活常識，不僅是於政治，在現實中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世界各種文化中都有諸多近似的諺語、格言，“過猶不及”、“適可 為止”、“欲益反損”“進退得度”“迎難而上”“赴湯蹈火”、“堅韌不拔”、“更好是好的敵人”、“目標太高反而失敗”、“不要向惡運低頭”等等。“好 壞”論無非是說，人生處世一方面要有勇氣不懼艱險，另一方面要理性、適度、量力而為。再者，胡平先生的“好壞”論只是個通俗化比喻說法，並非是嚴謹的理 論。

 

胡平先生提出“好壞”論是針對中國民主運動的鬥爭方法、策略而言的，但是許多批評者卻將之作為立場問題，生拉硬拽批評胡平站在中共一邊，為之說話脫罪，瓦 解民運。“好壞”論作為一種思想見解，可以討論；群眾運動中何為好何為壞，更可以討論；但是將之硬扯為擁共反共之立場，甚至指責胡平先生是“敵人”、抓他 的“特務”，事情就到了荒謬的地步，彷彿回到了“文革”。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共產革命中會不斷進行殘暴的“肅反”、“清洗”。可以預料，如果 這批“革命家”取得政權，其第一要事就是“鎮反”，因為中國有幾千萬特務，而胡平也將作為一個新布哈林被槍決。要警惕啊，共產革命的毒素源遠流長，滲透幾 代人的血液。千萬別以為，換了“主義”共產革命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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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在談及“六四”時，多次說到：政府有罪，學生領袖有錯。罪和錯是不一樣的問題，前者要追責審判，後者要反省，汲取經驗（大意）。胡平先生當初提出“好壞”論是對“八九”運動的一個經驗反省，目的民眾抗爭運動如何減少犧牲，而取得更好的結果。

 

一般來說，群眾運動，尤其是自發的群眾運動都有情緒化非理性的成分，運動規模越大越激烈，其情緒化非理性的成分也越大，也越容易失控。見好就要，見壞就躲 是人性的弱點，因此群眾運動自然也就常常是見好就衝，見壞就散。因為人在順利、取得勝利的時候，容易衝昏頭腦，忽略事物不利的因素，會冒進；而且在勝利的 激情中，人們彼此影響會更加情緒化，運動的要求、目的、理想會隨之不斷地拔高、放大，因此自發的群眾運動往往會走上極端化，不顧後果；但是當運動受到挫 折、失敗、恐怖來臨的時候，人們又容易灰心、恐懼，一鬨而散。正是針對群眾運動的這一弱點，胡平提出“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無非是說，在運動順利取得 進展的時候，要強調理性、節制、把握住獲得最大成果的機遇，恰當地妥協，避免勝利衝昏頭腦，錯失時機；反之，當運動受到挫折、失敗、被鎮壓的時候，要有勇 氣、有意志、有擔當、能堅持。

 

反省“八九”運動，假如學生更成熟更有經驗更有組織性，那麼“六四”慘劇將有可能避免。如胡平在最近的文章“重讀趙紫陽5∙17書面講話”中的分析，如果 學生們抓住趙紫陽“5.17”講話的機遇，“見好就收”，那麼這場運動將是另一種結局，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不會遭到清洗，學生以及民間的進步力量 也可避免遭到全面鎮壓。即使學生們失去“5.17”講話的機遇，那麼學生們在其後還是有諸多機會，作出妥協，撤出廣場，從而避免政府的血腥鎮壓。

 

“八九”運動的慘烈結局，其教訓是沉重的，當然當局的殘暴是本因，這是不言而喻的，全人類都有共識，但是面對這樣的政權，民眾社會抗爭運動如何繼續？要不 要堅持？該如何汲取教訓，總結經驗，調整策略？當然，從不同的角度，人們可以得之多種認知、經驗和教訓，而胡平先生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正是有益的經 驗之一，彌足珍貴，特別是他提出建立群眾運動的推出機制，更是有建設意義的。當然，你可以批評這不全面，更需要建立的是推進機制。其實，群眾運動一旦發動 起來，便有自身推進的慣性，在群眾運動中更困難的是有序、不失控和把握住進程和尺度，而鼓動是表面的、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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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好就收，見壞就上”是簡單通俗比喻性說法，期望胡平先生將之完成為一系統的理論學說，並設計出一套適於群眾運動的退出機制，這將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利於中民主運動的推進。

 

“八九”運動是自發的社會群眾運動，是國人淤積幾十年的憤怒和希望的突然爆發。就直接的效果為而言，大多自發性群眾運動都會失敗，因為其沒有組織性，達不 成共識，沒有領導中心，缺少一致的行動，不能自我管控，而被情緒化、盲目性所推動。還有一層困境，就是群眾運動之興起總是為了某種公正和道義，否則不可能 成為公共事件，不會聚集大批民眾參加。而只要該運動形成規模，並產生社會影響，那麼其便形成公共價值，而在群眾的激情和奮爭中，該價值便被不斷地放大和拔 高，而誰最能代表它，誰就是運動的中心，為了爭奪運動的中心權力，各路人傑便競相放大嗓門拔高聲調——廣場上喊聲最大的就是中心，即人們一向所說的“革命 比賽”，於是運動便被逼向極端。這是群眾運動的一般規律。

群眾群動的進程是不斷激進化，直至極限，因此實際上，其做不到“見好就收”的。在此運動中，絕不缺少明智之見，但是誰聽呢？人們被情緒被高調所左右 所推動，明智之見必被邊緣化。再者，就算大多數人明智，但是如果該運動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堅持極端化，整個運動也將被綁架。

“八九”之後，許多學生領袖也都多了反省，認為當初應適當妥協，提前退出廣場。這是事後說，但作為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極端化則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此批學生 領袖理智地決定撤出，但還會出來另一批領袖激烈要求堅持，而最終將是後者取代前者，成為運動的中心，將運動繼續推向極端。“八九”學運的現場狀況正是這 樣，諸多領袖，諸多總部，而願意妥協、撤出的則被邊緣化，而最激進者成為中心，直至政府開槍鎮壓。因此，群眾運動最重要的是組織化，有組織方有秩序，方有 合法的領導中心，方能一致行動，方能理性，方能掌控運動。

因此，於民眾抗爭運動，比“退出機制”更重要的是建立“組織機制”，組織化的群眾運動才可能是理性的，秩序的，可能做到進退得當，最大地凝聚力量，同進同 退，爭取最好的鬥爭成果。也就是說在“組織機制”的管轄之下“退出機制”才是可運行的。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而非群眾政治、人民政治，其根本所在即，政黨 政治是有組織的民眾政治。當下，中國民主運動的關鍵所在是組織化。

但是，於大陸，民間抗爭完全沒有“組織化”的可能。“組織”是中共當局的大敵，必見萌芽而滅之。按說，以許志永為代表的新公民運動，將事情做到極致了：有 一批有理想有共識，獻身公義的核心成員，關注民眾現實切實的問題，具有現代文明的知識，理性、和平、循法、建設，並且身體力行，構成了鬆散團體——走向組 織化，他們代表了中國的希望，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先導，也將可能是中國最大最有力量的公民團體。他們如此高尚如此理性如此溫和如此節制如簇有能力，但是仍被 當局連根剷除，關鍵所在就是當局懼怕其形成組織，有行動的力量。

因此，中國的前景非常渺茫，所有積極、健康、建設的力量都被當局扼殺了，當局唯一不能預測、控制的就是“突發性群體事件”。官方所謂的“突發性群體事 件”，其實就是地方民眾自發性群體抗爭，如果是暴力的，就是當代地方“民眾起義”。整體看，中國的“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發展，有幾個趨勢：頻繁、普及、暴 力化。如果這幾個趨勢持續下去，連成一片，那麼中國就將陷入崩潰性暴亂。

中共集團就像一夥劫匪，總之這個山頭是搶的，國家、社會、民眾都被其綁架了，誰也別動，誰動滅誰，大不了全完。至於他們之後的國家、社會、民生，全不在其考慮之中，其政權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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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陸的政權和體制不變，香港將不可避免地大陸化。香港的民主化，退一步說是保護香港的過去，唯在大陸的政體變革才有可能。香港“占中”運動，如果其設 定的目的就是實行真“普選”，那麼此運動於起始便是無望的。北京可以不惜毀掉香港，港人能夠做到嗎？在政治中，道義是一回事，力量的對比是另一回事。

但是，是否說香港“占中”就是白辛苦、無意義嗎？不是。港人治港、實行真“普選”是港人維護自身權利的旗幟，這面旗幟需要高高地舉起來，但是要有長久鬥爭 之準備之堅持，不能指望於“占中”之一場戰役即實現。“占中”能舉起這面旗幟就是勝利，數十萬走上街頭，本身就是勝利，是了不起的事情。而港人的這場抗爭 也必將鼓舞大陸民眾的民主期望和鬥爭，或是促使大陸當局的政治變革。香港的民主、繁榮必與大陸的民主、繁榮相關，相促相進，唯此才可能有香港真民主真繁 榮。在如此龐大腐敗的極權政體之腳邊，香港想保有一角獨立之體是沒有可能的。

從整體從大處從長久而看，胡平先生提出香港“占中”在港府首次提出談判之時，見好就收是有道理的。因為要求人大改變決議，落實真“普選”是沒有可能的，在 此情況下，堅持長久鬥爭，繼續高舉真“普選”的旗幟，保住鬥爭的道義性和民眾支持、信心，及鬥爭氣勢就是“占中”的勝利，可謂不勝也勝。

當然，如果抱定主意，要通過“占中”，一舉實行真“普選”，進而引發內地革命，推翻中共，那麼胡平先生的“見好就收”不僅不可接受，簡直就是可惡的，是為虎作倀。因此，胡平先生也就成了“敵人”、“特務”和討厭的“教師爺”。

現實地看此次“占中”運動，其結果不甚理想——本可以取得更好些的結果，其失有三：1、由於占領的時間拖的過長，過多的影響到香港普通人的生計，使近半民 眾對之反對，造成港人的分裂；2、由於未顧及普通港人的生計，致使“占中”的道義性部分流失，失去相當一部分的人心；3、由於拖延時間過長，亦未達到目 的，而發起者也呼籲占領撤出，致使參與者有挫折感、失敗感，折損了自方的信心和氣勢。

但是，由此可以說“占中”失敗了嗎？我以為，可四六分，四分失敗，六分成功，或者一半一半。畢竟在面對龐大的極權政體，香港彈丸之地，開展了如此一場浩大 的抵抗運動——抵抗北京政權控制香港；舉起了港人治港、真民主的旗幟；和平地啟動，和平地結束；特別是喚起了整整一代香港年青人，喚醒了他們向北京政權爭 自主、爭民主的意識，而青年，如他們自己所言：香港的未來是我們的。

重要的是，香港不同於大陸，香港不是民主社會，但是自由和法治社會，港人有堅持抵抗和鬥爭的可能和空間。由此，港人更有必要總結此次 “占中”的經驗，組織力量，調整策略和方式，不屈不撓，將抗爭堅持下去，更有效地爭取港人的政治權利。（《大事件》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