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最近出现了六年以来第一次全面的大幅上涨，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次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大陆会不会象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那样，出现一次全面的通货膨胀呢？更重要的是，粮价上涨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大陆农民，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对于这次粮食价格上涨，有两种侧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大陆粮食生产连年少于消费，粮食的超量库存已经大体消耗完毕，粮食价格自然要上涨。另外一种解释是，大陆的货币发行量自去年底以来超额增长，现在终于反映在价格方面。目前，大陆多数人都倾向于前一种解释。因为许多消费品物价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并没有象前一次通货膨胀那样连带上涨。我也倾向于前一种解释，不过，毕竟大陆的货币大量增发。这些增发的货币必然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使一些人得益而使另外一些人吃亏。

按道理说，粮食价格大幅上扬，种粮食的农民是直接的受益者。大陆改革二十多年来，伴随粮食上涨的通货膨胀，此前有过两次，一次发生在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８年，一次发生在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应该说，在这两次通货膨胀中，农民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一时得到过一点好处，城市居民作为消费者，吃了一点亏。但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大陆当局采取了多种措施企图补偿城市居民。一些措施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通货膨胀，同时也刺激了农民的过量生产。到头来，农民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１９８８年那次通货膨胀，赵紫阳病急乱投医，实行工资与物价挂钩，助长了物价的进一步上涨。１９９４年那一次，朱熔基要求各地增加粮食库存，结果是减少了贸易量，把粮食和食品价格推向了更高的水平。

这一次，大陆当局如何应对粮食价格的上涨，值得关注。从一些报道来看，温家宝似乎汲取了朱熔基的教训，强调流通顺畅，但是，他能否阻止各地方国营粮食部门囤积居奇，尚不清楚。根据以往的经验，大陆分散的国营粮食系统，在价格上扬时，往往同时惜售，是加剧价格上涨极重要的原因。我非常怀疑大陆当局这一次能够改变政府粮食机构的这种行为，因为，在朱熔基错误的粮食政策的影响下，大陆的粮食系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进。正因为如此，我的判断是，大陆的粮食价格会继续上涨。

问题是，粮价上涨对广大农民是福还是祸呢？与前两次粮价上涨不同，现在的农民，对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依赖程度大大下降，而对外出打工的收入依赖大大上升。因此，粮价上涨，虽然一方面意味着收入的上升，但同时也意味着支出的上升。毕竟，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吃饭是一笔主要的开销。

目前大陆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已经超过一亿，由于这些所谓民工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粮食价格上涨，并不能推动民工工资的相应上升，因此，民工的真实工资是下降的。在总量上，虽然农民从粮价和其它食品价格上涨中的所得应该大于民工真实工资的损失，但是，粮价的上涨对于大陆农村中最困难的那些农户，很可能是弊多而利少。因为，他们出售的粮食非常有限，而对外出打工的收入高度依赖。换句话说，粮价上扬，将在农村中加剧收入水平的分化。商品率高的大农户，将从粮价上涨中明显得益，而许多小农户则会更加困难。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谷贱伤农的经验。六年来，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个古训的正确。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谷贱固然伤农，但是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谷贵也未必能益农，因为太多的农户并没有多少多余的农产品可供出售。他们主要出售的是廉价的劳动。谷贵了，他们的劳动就变得更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