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创办者当初的预期目标。他们曾试图把它正规化,签名宣誓,起草一份致力于“研究、调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宪章,甚至还提出一项交费制度。但在他们开会和举行活动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学业或工作或个人生活而忙碌,其中有三四名成员很难能找出时间参加聚会。 偶尔,“新青年学会”也会组织一些研讨会。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秋举行的,当时有两名持自由派思想的学者参加,他们都曾因批评政府和呼吁民主改革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封杀。李宇宙说,还有一名已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在此次研讨会上露面。 几周后,中国公安部开始找“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靳海科的麻烦,他们先把靳扣押起来审问了好几次,要他交待“新青年”的问题,以及这个组织同中国民主党的关系。公安人员还通知了靳海科的所在单位,称他正在接受调查,同时又劝说他去暗中监视他的朋友。 但靳海科并未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去做,而是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朋友们。李宇宙听说公安部正在调查“新青年学会”感到很吃惊,但并未害怕,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他的国安部上司。 “新青年学会”的其它成员则对遭警方调查一事更加关注。住在天津的张彦华回忆说,靳海科“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了警方,我们并未生气,我们知道他是想尽量保护我们,但我们感到很紧张。” 2001年3月,靳海科失去了他的工作,很显然是因为警方的施压。随后,他的朋友们同意关闭“新青年学会”。两个月后,靳海科去看望他的高中同学范二军。范二军回忆说,靳海科当时很激动,要求召开“新青年学会”紧急会议,因为他相信警方正准备发动一波逮捕行动。 范二军说,靳海科的话让他感到震憾,他没有去参加那次会谈,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一番犹豫后,他决定向学校的一位导师去征求意见。当天晚上,那位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三名国安部工作人员正在等他。 范二军回忆说:“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没能记住太多的事,未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范说,凌晨三时,几名国安人员才允许他回家,但他们告诉他,他们还会回来再找他。 四天后,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国安人员逮捕了“新青年学会”中的五名成员:靳海科、杨自立、徐伟、张洪海和张彦华。一伙国安人员还把杨自立的妻子陆坤也一同抓了起来,给她的头部戴上一个布袋,强行带上一辆小车,押到国安部下属的一个拘留所。 陆坤说,国安人员连续审问了她三天,要求她交待有关杨自立和他的朋友及亲属们的有关情报。在她拒绝向他们提供这些人的姓名时,国安人员嘲笑她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把你们都出卖了。他们已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们了。” 张彦华说,在他被关押期间,每天都要接受10多个小时的审问,一连审问了30天。他被关押在他所工作的天津市,因为国安人员想查出“新青年学会”是否在天津也搞过什么活动,为此,他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回答国安人员的问题,避免伤害到自己的朋友。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女性成员黄海霞,虽然未遭到逮捕,但被校方要求同国安人员会面。黄被审问了三次,每次结束后都要签署一份声明。她说,国安人员反复提醒她有可能会被判处多年徒刑,并敦促她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将来。 在第一份声明中,黄海霞写道,“新青年学会”想“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声明中,她则后悔“与这些总是自以为是的青年呆在一起”,他们“使用激烈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并感谢国安人员“帮助她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她的最后一份声明是在被审问六个小时后写的,黄海霞说,“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他们试图推翻共产党统治,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人员也对范二军进行了多次审问,其中最后一次是北京市的一个拘留中心进行的。范二军回忆说,国安人员给他看了对他的审问记录,并要求他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见上面记着杨自立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洪海倾向于一场革命等,我好象说过这些话,但这些只是我的印象而已,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些都当成证据。“ 范二军说,那些审问记录还包括一些他没有写过的声明,诸如“我们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府”等字样。不过,范二军同时也承认,他当时不敢反对,因为“我被关在拘留中心,四周全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警卫。那种感觉就象他们一直都在威胁我一样,他们总是提醒我,他们是国家的一个机构,我必须同他们配合,否则后果自负。” 所以,范就在这样的“证词”上签了字。 第五部分:面对后果 李宇宙说,当他听说自己的朋友们都被抓起来时,他感到很糟糕。他不停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但无法能够找到他们。一天以后,他给他的国安部上司打去电话。他的上司确认了“新青年学会”成员已被逮捕,并告诉他先躲起来几天。 “我认为,他是想让我知道,我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试着想安慰一下我,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逮捕他们,别人也会去抓他们的。最后,他还告诉我,这些人可能会判15至20年有期徒刑,当他们被放出来时,他们已记不住我。这番话让我感到更糟糕。” 李宇宙说,因为那天感到太困惑了就没有跟他的国安部上司进行争论。当天晚上,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女朋友,他在愤怒之下,把烟头按在自己的胳膊上,留下一个疤痕好让自己记住,那种痛苦和犯罪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用一个笔名来代表他的已经入狱的朋友,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发出呼吁。 但是李宇宙并未公开自己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逮捕行动中的角色,也没有中断同国家安全人员的关系。虽然他可能已感到罪孽深重,但并没有加入他的朋友们的行列。他说,他想找到其它的办法去帮助他们。 李宇宙替自己辩解说,他当时对国安人员非常害怕,“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我害怕我无法毕业,他们可能会找各种原因也把我抓起来。”三周以后,李宇宙的国安上司邀请他吃午饭,席间李还抽了一支上司递给的香烟,但并没有挑战他们作出的逮捕决定。饭后,国安上司还要求李签了一份声明,成为“新青年学会”案开庭审理时一个证据。 声明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首先,它没有注册;其次,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我确信这个倾向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用多党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它。” 李宇宙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他说,他当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份声明。 (未完待续) 第六部分:最后的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正式向法院起诉“新青年学会”成员时,起诉书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带有黄海霞、范二军和李宇宙签字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