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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二○○四年七月一日在香港气候史上据说是一百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一日。三十五度的高温，加上挥发不去的热带湿气，使得这一天的香港像一个没有排气孔的红火腾腾大蒸笼。人在街上走，棉衫湿搭搭黏在身上，汗水咸咸流进眼睛，毛发在蒸发冒气，额头发昏，两颊发烫。
人们是有备而来的：白色上衣，短裤，球鞋，颈间一条毛巾擦汗，背上一个背包装水。做父亲的把孩子扛在肩上，做母亲的推婴儿车。最多的，是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脸庞还有年轻人线条分明的棱角，眼却透一种笃定和安静。香港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七岁，一眼望去，彷佛最典型、最能代表这个岛城的香港人在同一个时刻全走出了家门，走到了街上，让你看见。
从湾仔到中环
人潮像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像一湾沉沉郁郁的火山岩浆，缓缓流动。
走了三公里，到了金钟，道旁景观一变。红红绿绿的招牌──「西贡汤河」、「宗亲总会」、「气功推拿」、「美心西饼」……突然变成现代摩天高楼──太古广场、力宝大楼、中国银行、丰银行、长江集团中心、万国宝通银行，而这七一行走的终点，是政府总部。四公里路，从充满底层市民生活色彩的湾仔，经过象征资本主义和强势全球化运作的中环，到突起在山冈上往下俯视的、代表统治权力的政府，我发现，啊，这条游行路线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宣言吗？
香港人的「冷」
我在罗马看过几万人反战的游行，在莫斯科看过数十万人要求民主的游行，在东柏林看过上百万人要求民主统一的游行，在北京看过一九八九年的学生游行，在台北看过大选前大选后的造势和抗争集会，没有一个城市的集会游行像香港这样静，冷。
罗马的游行有嘉年华会的热闹；人们跟热情的音乐节奏边跳舞边行走。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游行像台风来袭前刻的沉重抑郁，一触即发前的紧张凝聚。北京的八九游行有一种狂喜的等待、激情的盼望，和传染似的同盟情感。台北的集会，在选前是热情澎湃，在选后是慷慨激昂。高音喇叭、尖声汽笛和锅碗瓢盆不足以表达心情的激越，加以击鼓，加以敲乐，加以奋不顾身的吶喊狂号。
香港人，静静地坐地铁而来。地铁车厢中，从衣服、从背包上「董建华下台」的贴纸，看得出一车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到了维多利亚公园，静静地等候出发。队伍经过教堂，有人发送矿泉水，送的人不说甚么话，接的人也不言谢。人们肩并肩走在街上，除了时不时几声「还政于民」的呼喊，却并不拉帮结派、交头接耳，不唱歌，不起哄，不喧哗；原来就互不相识，现在也不特别熟络。各走各的，好像专心在办好一件事情。走到终点政府大楼前，也没有特别的激动。事情完成，转身去找冰果店，然后坐地铁回家。地铁车厢中，满满是「四公里同志」，但是没有人搭讪说话。静静地，回家。明天又是一天。
即使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烛光集会，有人垂泪，有人默哀，但是没有激越。香港人「冷」得出奇。但是，你能说他「冷」吗？「冷」的人会在华东水灾时做那样热烈的人道捐款吗？「冷」的人会在六四时那样认真执地组织救援吗？「冷」的人会在台湾大地震时那样慷慨地解囊付出吗？「冷」的人会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下一语不发地埋头走完四公里路吗？
香港人表现得那么「冷」，其实心有巨大的热情。那份表面上的「冷」毋宁是一种羞怯或者内敛。令我思索的是：香港人作为集体之不善于表露感情和殖民的历史有没有关系呢？
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认为是有的。
一个集体若是善于表达感情，通常是由于这个集体已经「练习」了很长的时间；集体内部所属的「分众」──经济阶层不同、利益和主张不同、文化养成和价值观不同、历史认同和信仰不同的种种小团体，经过长期的沟通或争吵、对峙或合作，已经彼此了解、相互影响，从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彼此都熟悉的对话、相争和互动的模式，这时「分众」同时成为有共性的「大众」，也就是一个懂得如何表达感情的集体。譬如台湾人脸红脖子粗的激昂争吵，看起来只是不加思索的感情冲动，其实团体和团体之间非常清楚要用甚么样的语言动作、甚么样的明示或暗示，能打动甚么样的群体。因为有长期而密切的互动，台湾人逐渐变成一个很善于表意的集体。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菁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菁英和街市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
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当作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沉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香港人作为集体所流露出来的羞怯和内敛，其实反映了他的历史路程。带这样的理解来看，此刻正在发生的游行，就有它石破天惊的深层意义了。北京或许不会「还政于民」，○七○八年或许不会有普选；特区政府或许仍旧短视而无能，商人或许仍旧强势治港，但是香港的民间社会会发生不可回头的质变：它一向彼此疏离的「分众」小团体透过持续的抗争或协商，会逐渐地认识彼此，摸索出一套对话、相争、互动的模式，公民社会于焉而生。
「我是香港人」
我们其实已经看见一个雏形：在游行队伍中，除了政治团体之外，有很多大大小小非政治团体的参与──性工作者团体、工人团体、妇运团体、外籍劳工团体、反财团垄断团体、宗教团体、文化保护团体、环境生态团体……，但是在组织过程中必定会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是香港人的权利自主意识会逐年加强，另一个是，各个「分众」小团体从不断的摩擦和接触中学习到协商和对话的民主操作技术，从密集的来往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和信任。这两个「副作用」其实正是民主运动的核心目标，意义极其重大。
从这个角度思索，那么七一之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爱国论」和「养狗论」使人们看清了自己今日的历史处境；封咪事件使人们清楚知道自己害怕失去的是甚么；普选权被剥夺使人们明白自己应该坚持的又是甚么；「核心价值」的提出以及所引发的辩论是任何一个公民社会躲不掉的灵魂探索；刘千石和司徒华的路线分歧凸显了策略的多元以及辩论的必要；「六四」集会的八万人彰显了香港人的道德立场……
而今年的七一，没有去年二十三条的刺痛，北京又不断在接近七一的日子讲动听的话；「希望香港阳光更灿烂」，碰碰酒杯，拍拍手，对准镜头笑一笑。但是五十万香港人证明给世界看的是：他并不依赖外面的刺激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棍子不能吓他，胡萝卜不能哄他。
所以七一的五十万人，与其说是香港人想告诉北京「我要甚么」，不如说是香港人终于用最明确不移的语言，自己告诉了自己：「我是甚么！」香港人或许还没有充份的论述和深掘的史观来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但是走在七一大道上的人们，即使一言不发，从心底浮起的每一寸骄傲和感动都在加深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每一个脚步都在证实自己和这个岛城的命运同体。这不是一九九七年来第一回，这是一百六十五年来第一回。
从「皇后大道」到「民主大道」
道路收窄，队伍稍顿了一下，我刚好站在一条白色的大横幅下面，转过身来读横幅上的大字：「香港无民主，统一没希望」。几个中学生自我身边走过，队伍又动了。这是皇后大道中。
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进入轩尼诗道，转皇后大道中，到政府总部，四公里。短短四公里却是香港人百年民主之路石破天惊的起点；维多利亚女皇早已不再，轩尼诗总督还要纪念几年？所以，董先生，为甚么不把这四公里改名为「民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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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台湾着名作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访问教授，电邮是：ytlung@cityu.edu.hk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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