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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原《新观察》杂志主编，中华学人联谊会创始人戈扬女士１月18日凌晨病逝于纽约的法拉盛医院，享年94岁。消息传来，我们在震惊与伤痛之余，是不是也应当问一下自己：是否还记得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呢？
今天我们都在忙于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但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八十年代是最为重要的时期，而那个时期中，一批年轻的时候为了中华崛起的理想投身中共领导的民族革命，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并逐渐觉醒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利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他们掌握的一定的话语权力，积极推动思想解放，针对很多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并向社会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我们称之为“新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以1989年出版发行的《新启蒙丛刊》为阵地，而代表人物中，就包括戈扬女士。
这一批人，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几乎全部积极投入，而在中共血腥镇压之后，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了政治清算；有些流亡海外；有些投入监狱；有些打入冷宫。而那些流亡海外的，大多数至死也没能再回到故土。已经在海外去世的这批人，包括了：王若水，王若望，刘宾雁等人，现在，又加上了戈扬。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由于他们长期流亡海外而且中共极力封锁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国内年轻一代对于他们，对于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已经不再了解。这不仅是历史的缺席，是他们个人的遗憾，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遗憾。我更要指出的是，这样的遗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原因何在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了所谓“改革”存在的严重问题，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模式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不可能针对未来社会转型提出更加清醒的方案。而要做出这样的反省和检讨，我们就必须看到，八十年代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思路，与九十年代以后以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提出的改革思路，存在很大的差异。厘清这些差异，重新比较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看到1990年之后的改革的问题所在。分析这些差异和问题，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如果在我们的反思中，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缺席的话，我们的反思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已经不记得戈扬，王若水，刘宾雁，包遵信等等这些名字，那我们是没有资格继续向前走的。这已经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
今天中共提出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以人为本”，其实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根本都是抄袭当年启蒙运动提出过的主张。既可笑而又沉痛的现实是，中共今天继承了戈扬一代人的主张，等于承认他们当年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又依旧把他们当作敌人，拒绝让他们回国，这样的逻辑混乱暴露了今天的中共没有任何中心思想的本质。而作为公民社会成员的我们，在悼念戈扬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历史中为中国找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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