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房价高涨，导致民怨逐渐积累，连官方媒体都承认“高房价已经成为定时炸弹”。

日前，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抑制房价，包括由新华社连续发表评论，在舆论上为“打房”政策营造声势；国务院发文，要求商业银行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等。新政策公布后，当局宣称房价下降趋势明显。当局抑制房价的政策是否能够奏效？高房价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是否能够解决？我个人持否定看法。

我认为，房价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不在政治制度上进行调整，房价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理由有二：


地方政府推波助澜


第一， 房价高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推波助澜的结果。土地出让现在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源的主要渠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丁远最近在公开场合表示， “寄希望与地方政府控制泡沫是不可能的，因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份来自土地出让金，地方对经济泡沫没有压制的动力。”

丁教授没有进一步指出的一个问题，也是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将土地转让出去，得利的房地产公司其实与政府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个利益集团把国有土地资产从左边的口袋掏出来，放到右边的口袋里面去，实际上是凭藉政治权力进行的“洗钱” 行为。庞大的土地资产，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的巨大温床。显然，有利可图，是地方上房价不可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包括开放言论自由，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包括预算约束的硬化；包括通过自由选举，剥夺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利等等。

而这些，统统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调整可以做到的。不从政治制度的调整上遏制权贵集团的谋利能量， “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也不可能解决。


货币发行过多


第二，房价高涨，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而货币发行过多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要保证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在8%以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一定要维系在8%以上呢？原因更是很明显，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

因此，尽管经济学界早有呼吁，中国应当适当降低发展速度，以利于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治理整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来没有长期稳定地把经济增长速度调整一个可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水平，每一次治理整顿，带来的都是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里的统治思路，就是要用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基础，作为压制社会不满的工具。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突出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社会需要综合改革作为配套，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至关重要。

因为一个开放民主的政治体系，既可以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变化中，以减少不满；又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的改善，打击权贵集团，降低社会不公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而在中国，政治改革被视为禁忌，这使得政府只能用高速经济增长收买民心。

事关统治的稳定，当局怎么可能真的压制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务院新政策出台，上海股市应声跌落 2.07%，创下今年新低。如果股市持续大跌，温家宝敢承担后续的社会稳定的负面责任吗？


政治改革是关键


现在经济学界对于抑制高房价提出种种对策，包括增加保障房的供应，加大货币控制等等，这些经济手段也许会奏一时之效，但是从长远来讲，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一旦中央“打房”政策的风头过去之后，地方的炒房之风一定会重新盛行。中国的很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是如此，这是中国目前半市场经济体制与半极权政治体制的结合导致的必然结果。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真正解决经济发展中面对的问题，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只能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