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2日，当年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回到母校，在50多位文革时期的师生和几位老师的后人参加的会上讲话，为1966年红八月期间部分学生打死打伤老师一事表示道歉。

在场的几位当年的老师和老师的后人纷纷发言，表示接受道歉并予以原谅。其中一位发言者是我北大读研期间（1978－1981）的同班同学丁冬红（又名胡依年）。她的母亲胡志涛也是当年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副校长，在那天也挨了打，而且伤得很重。我第一次得知“八五事件”就是丁冬红告诉我的。在会上，丁冬红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半个月后，1月27日，原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在“八五事件”中被殴打致死的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声明说：“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是的，没有真相，就谈不上原谅。胡志涛知道真相，她自然可以原谅；王晶垚不知道真相，他当然有权拒绝接受道歉。

那么，为什么直到48年后的今天，王晶垚先生－－更不用说广大公众－－还依然不知道“八五事件”的真相，不知道打人凶手是谁呢？为什么那么多知情者都不肯公开说出打人者的名字呢？

有人解释说，因为打人者当年都还没满18岁，属于未成年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并且要对涉案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包括不得公开其姓名住所照片。

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上述原则都是针对办案机关的办案原则，但问题是，48年来，“八五事件”从不曾立案办理。

据说，在八十年代，针对受难者家属的起诉，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曾经以“罪行追诉时效已过”为由予以拒绝。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错，刑法确实有追诉时效的规定，追诉时效的长短取决于案情的轻重，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在“八五事件”中，卞仲耘是被群殴致死的，虽然后果很严重，但是分摊到每个打人者头上的罪责不一定很重，所以追诉时效不会很长。但问题是，像“八五事件”这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罪行，政府理当提起公诉，无须受害者一方自诉。刑法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政府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刑事案件，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因此，“八五事件”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政府的问题。48年来，中国政局历经沧桑，政府换了好几届，其方针政策以及法律经历过重大变化，但是每一届政府都没有对“八五事件”立案审理－－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发生过大量的刑事案件。有些案件当时就得到处理；有些案件，当时被当作革命行动，后来政局变化，又被当作刑事案件处理。由于政局的反复，有些案件甚至被翻来覆去地处理过好几次。“四人帮”垮台后，当局宣称彻底否定文革，对文革中的刑事案件又做了一番大清理。

不消说，在这些审理和判决中，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一罪数罚，乃至于冤假错案以及舍卒保车，舍车马保将帅的情况都是有的；在“宜粗不宜细”的口号下，还有很多不那么起眼的罪行被放过去，如此等等，此处不赘。不过总的说来，文革期间各个阶段发生的具有其阶段特色的刑事案件，大体上还是得到了某种处理，好歹是走过形式。唯有包括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内的1966年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文革过来人通常称之为老红卫兵）的暴行，48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处理。

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始终没有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处理，那是不是因为在历届中国政府看来这些暴行都无可非议呢？例如在土改中，有很多地主及其家人被革命群众打死打伤，政府从不处理这些打人者，因为政府始终不承认土改是错误的。但红八月的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卞仲耘，早就被平反恢复名誉了。

也不是红八月期间的暴行一律不加处理。例如从1966年的8月27日到31日，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针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大屠杀，事后政府也曾逮捕和判处了一批当地的公社干部和社员。据说在80年代，北京市有关司法部门给“八五事件”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提出过一份“凶手名单”，说如果难属对这些人提告可以判刑。一位活下来的受害副校长当即拒绝接受此名单，因为“名单上全是工人出身的红卫兵们，而那些贵为高干之后的凶手们连一个也不在名单上！”

于是问题就很清楚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红八月老红卫兵的暴行之所以一直不曾立案审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身份——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女为主体。这就是他们之中的犯罪者始终不被追究不受惩罚的原因。

不错，毛泽东发动文革，目标就是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当权派。毛整起高干子女来也并不客气。例如在1967年1月，政府就抓了一大批“联动”的老红卫兵。但是抓他们的理由不是他们对民众施暴，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中央文革。3个月后，这批老红卫兵就获得释放。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20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处理老红卫兵在红八月打砸抢的暴行，也是因为他无法把那些暴行算在刘邓反动路线的帐下。毕竟，老红卫兵打人之风兴起时，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被毛批评，撤出校园。早在1966年7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台上用皮带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等人就在台上，非但没有制止，江青还上去拥抱彭小蒙，并发言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信中还特地提到彭小蒙）。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就在当天，中央发出文件，宣布撤销此前刘少奇发出的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文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当场接受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还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就在老红卫兵打砸抢的高潮中，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调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不错，毛泽东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又把你打倒在地。但是直到他1976年撒手西归，毛始终没有对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进行处理。

等到“四人帮”垮台，文革被否定，当局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对文革期间的很多问题重新处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依法追究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暴行。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老红卫兵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文革后复出的党国领导人，没有几个人的子女当年不是老红卫兵的，其中很多子女（包括刘邓的子女）还一度是老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后来中央下令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其中一种人就是打砸抢分子，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人身伤害者。可是当局特地把当年这批涉嫌施暴甚至带有命债的老红卫兵们摘了出来，说他们不算“三种人”；非但不追究，反而说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对老红卫兵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由于历届中国政府都对这个群体格外袒护，致使其中良莠难分，好坏不明；若干重大历史真相也始终陷于混沌。48年过去了，卞仲耘之死之所以成了悬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2014年2月7日—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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