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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但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１０月初，享有“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３８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的纪录。志司在１０月１５日给十五军的电报中承认３８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十五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１０月１８日，十五军四十五师首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１０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６６８页）。王近山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仗”。而且１０月１９日离１０月２５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１９日晚志愿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字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四十五师当日伤亡３０００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３、二十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５９７.９以及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分了解，很清楚２０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道，美军于１９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２０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因此上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６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２０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３００码之处”。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三百码，不就完成“收复主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反扑”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了。２０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４、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四十五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道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字，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１９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２０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道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２０日早晨７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 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６点多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２０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１３５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２０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１３４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１９５９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５９７．９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１３４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１３５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２０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１３４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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