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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制”怎让中共“执政”近60年由“革命党”合法化
华夏
2008年，是中国“开放改革”30年整。但中国“开放改革”远远没有结束，有著名学者形象地把一个国家“改革开放”量化为“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三个大项的话，而中国的“开放改革”顶破天只完成了近40%或1/3强一点，近60年中国到2008年，只完成了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70%左右，而社会体制改革（以“公民”社会为目标的改革建设，是社会所有公民票决制决定整个国家社会事务）还处在建国“革命初期”的原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含国家构架、建制设立、政府体制改革、党政、政治局体制改革等等，如美国全国三亿人口，51个州政府的建制，从中央到最基层政府机构只有联邦、州、县市政府三级；日本国1.3亿人口，总共设立47个都道府县平行的政府建制。
党政改革成死结
而中国13亿人口，却只有31个省级政府建制，从中央、省、市、县区到镇政府超过五级构架）依然延续了建党、建国初期“暴力闹革命”时期方式。比如，“暴力革命”时期的“党指挥枪”，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来执政，不用公民来举手通过的形式；再如，大多数国家的政权来源都出自于“暴力革命”，但执政者要经过“革命党”向合法的“执政党”过度——而至今的中国“执政党”，全是自己一党举手通过就来执政，不用任何公民举手通过。这就是说：任何政党要“党指挥枪”、要执政这个国家——要不要绝对多数公民来举手通过执政党、要不要由“革命党”过度到“合法党”来执政这个国家？
而中国近60年到至今的现实是：有7000多万党员举手，来自己选举自己的党领袖，然后这个党就来独家执政这个国家的12.2亿公民。7000多万党员选出自己的代表，就来执政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12.2公民，也不管这12.2亿公民举手、不举手，都要全权强行代表12.2亿国民，自己举手自己、就来执政这个国家——中国“革命党”需要向“合法党”的过度与转化，这是全球所有“革命”成功国家所必经的法律程序。廓清中国党政与国家的财富，是中国未来变革的一个死结，但中国党占用国家资源，将是一个天大无比的黑洞。
最大政府变革？
据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将于2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在2008年“两会”之前的中共这次“全会”，将讨论两项关系中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内容。一是通过新一届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高法、高检的人事方案，二是讨论备受关注的“大部制”方案，出台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这是为实现中国市场经济、走向国际市场而进行的最大一次国家建制变革。
2008年为是中国政府换届年，从公开资料看，中国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４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但全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组成部门要比中国少的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等。中国若要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行衔接，中国就必须作出调整。
有消息证实：中国此次政府课题组的改革报告称，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4个，较以前减少4个组成部门；国家院直属机构组成数量为11个，从18个减少了7个；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由10个增加到11个。就是这样改革，中国政政府构架依然庞大，依然对政府的职能、承担公共服务，而不是管理微观经济建设、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
重构政府权力？
众所周知，中国政制体制，造成过“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数次“路线斗争”等等的历史灾难。而中国2008年的是次“大部制”改革，吸取了一些历史的经验，不是简单地把职能相近、业务雷同部门合并或拆减，而是对“三权”进行厘清并使其相互制衡，形成良好的国家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让国家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各行其道，这是中国政府体制第一次这样战略的设置，与毛泽东时期“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在一体做了较原则的区别，但依然没有摆脱一党绝对独揽霸的最高决策权、最高执行权、最高监督权等生成国家生态制衡的环境。
根据发达市场经济法制国家的经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实际上，这一理念在长期研究我国政府改革的专家那里也已达成共识。“简单地把机构合到一起，这种大部门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部门制。”迟福林表示，决策、执行不分，大大强化了部门利益。如有的部委本应成为一个决策部门，但相当多的精力却放到执行层面。
“有些经济部门又管规划、审批，又管执行，并且自行监督，导致权力滥用。”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也表示。“三权”以何种方式铺开，中国依然没有摆脱60年的陈规。有学者分析说：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分立这三种权力；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分设不同机构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但中国处在最初级制衡阶段。
有学者表示：可以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都不应干预。还有学者认为，实行大部制，厘清权力部门和执行部门关系。如公共财政预算权、人事权等权“回归”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只管执行——这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难事。
堵截“政出多门”？
2月20日的广州“两会”传出消息：市委书记两次电话、一次批示、50个公章，也无法审批合法投资项目，说明了中国政府结构体制的灾难性无能。与此同时，辽宁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以个人意志越过地方党、政、法政府机器“进京拘传记者”，又演绎政府机器的全能与无能，被某个个人而操控。而国家经济、社会实施“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大部制，是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
尽管“大部制”方案内容尚不得而知，但多数专家分析，如何构建“大部制”的基本原则已在“十一五”规划有所体现：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从国际社会经验看，“大部制”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目前这一现象在我国正显得十分突出。
首先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中。如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对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方面，发改委负责项目核准，商务部负责企业设立及合同核准。其次，对于关系到大部分公众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药品等监管领域，职能交叉的状况更为严重。如食品质检就由质检、工商、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实际上，近年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多采用行政管理上“轰轰烈烈”“大革命”的方式，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谁都不负责。
“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职能交叉，职能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行政化，导致中国政府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效率低下，民声载道。
“大部制”能堵中共之洞？
据过去、中国政府长期的运行数据显示：中国政府行政成本历来过高（还没包括中国各级、各种党、团、工各级组织团体的成本，中国都为各级政府财政开支），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快增长。以2006年为例，中国各级财政的行政管理费用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还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中国GDP总值的3.59％。这一数额超过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一倍以上的管理水平。目前，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5%左右（包括落后国家），而高收入国家仅为9.5%左右（正好一倍多）。中国“大部制”，就是为了通过改变政府部门、在组织形态上消除成本过高弊端的方式。但在中国党政同享国家绝对资源之下，一个欲全部袒露在阳光之下，另一却在一党、绝对的黑暗之中，这样的法制国家能与全球市场经济接轨吗？
而组织、设计此次中国“大部委制”改革方案相关高层表示，中国这次改革动作是近60年的空前，国务院属下将减少1/4部委及相关机构，这意味着将裁减超过100位部长、副部长。所谓“大部委制”，是由原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等组成一个大交通部委；由农、林、副、牧、鱼等组成大农业部；由卫生、医药、疫病防止组成大卫生部；组成大国防工业、科学、商贸等组成强大国防工委等。预计，“大部委制”将在3月5日前后的“两会”上提交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共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主持了此次“大部制”改革的初稿方案。但中国党依然象“革命”时期一样，不用12.2亿任何公民举手表决同意与否，只要自己7200万党员通过就强行执政、指挥枪、国家机器。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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